正如张謇所料，1884年3月26日，通政使参议延茂，奏请饬调吴长庆一军移扎奉天金州。
接到朝庭旨谕，李鸿章以法国兵船向北开驶，北洋地广兵单，防务吃紧，急需添调策应为由。
命吴长庆统率所部亲兵前营、中营、正营撤回国内，仍留亲兵左营、后营、庆副营，暂驻朝鲜王城，以资兼顾。
4月份，吴长庆带庆军一部前、中、正三营回国驻防奉天金州一带；另一部庆军左、后、副三营由吴兆有统带，仍留驻朝鲜。
由于吴长庆在朝鲜修桥筑路，救灾抚恤，颇有建树。回国时，朝鲜百姓夹道欢送，依依惜别。
似有一种不祥之感，袁世凯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吴长庆对他淳淳教诲，嘉训有之。袁世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强忍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俩都不曾想，这一别，竟然是永别了。
回国后的吴长庆，因积劳成疾、久厉风涛、身患咳喘之症，闰5月21日，病逝于金州营次。
袁世凯闻到噩耗，无比悲痛，数日不能理事。在他的提议下，在朝鲜为吴长庆建长生祠，百官设位致奠。
他又派副营帮带郭副将携带千金到金州，送吴长庆灵柩返里，务期将其身后事照料妥当，方为心安。
吴长庆被调回国后，袁世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成了清政府驻朝鲜衙门的最高领导者，他一改以往柔软、温和的政策，强硬性、军事化地操纵着朝鲜的政治动向。
8月份，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
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依赖清廷庇护的高宗李熙和闵妃失望之余，开始疏远清廷。
闵妃对袁世凯也冷淡了许多。
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向李鸿章报告说：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等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载后，形迹必彰。……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
鉴上所述，朝鲜李氏王朝和清廷的离心已见端倪，民间的反清情绪也日渐高涨。
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大力扶植朝鲜开化党。
10月30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先前对开化党的消极态度，极力撺掇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起事。
除了日本公使馆，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
又有总岛和作等4名日本人“壮士”加入政变队伍，藏身于金玉均家中。
除了寻求日本等外国的支援外，金玉均入宫对高宗李熙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高宗李熙为其所动，乃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
有了高宗李熙暗中的支持，开化党发动政变的力量，除了数十人的敢死队“忠义契”和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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