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预备着柴禾不好烧时随时重新引燃。大铁锅上面是一对带着把手的大锅盖，因为裂缝较大，蒸东西时总得围上几条抹布。灶台上放着铝勺、铝铲，把儿上没有护套，头儿也被磨得有些发圆。旁边一把刷锅的炊帚，也只剩下很少的苗了。小灶前炉坑的煤灰里，插着用铁丝弯成的炉钩、炉钎，由于铁丝较细，长把一点儿也不直溜，灶上的炉盖、炉圈，有的也断裂了。
小灶旁是屋门的门框，门框北面放着一只小水缸，半开的缸里浮着一只瓢。缸盖是一块正反两用的菜、面板，上面放着高矮不一的几个玻璃瓶子。再北面的简易木架上分别有几只盘、碗、盆，还有几双筷子与一把菜刀、一只饭锅，北墙下有一副挑水用的扁担和两只水桶。墙角有一小堆煤和柴禾，还有一把坏了把儿的扫地笤帚。
大妈已经把中间裂了一道空隙的饭桌放到炕上，大伯手持打了弯儿的木筷正笑眯眯地瞅着我。
大妈嘴里说着让我快上炕，却又迅速拉住我的手，看到上面还有沙土，急忙把我领到地中间的脸盆边。她帮我洗完、抱我上炕，姐姐和大妈家的甜姐也围着脸盆自己洗起手来。
饭桌上有两只粗瓷中碗和一小碟点了酱油的咸菜。
米粥挺香。粘稠的粥能让每天和沉重的石头、砖块打交道的大伯吃饱，我也在大妈一勺接一勺的帮助下吃足了。随后，姐姐和甜姐的就稀了很多，而最后，大妈只能从稀米汤中捞米粒了。
在她们吃饭的过程中，我接着打量了屋内：窗户下面是一条光光的窗台，再下面是一铺炕。炕上的苇席已被磨成了红褐色，炕头那边好像被烤焦过，出了破洞后用布补过了；炕的东南角垛了几床用粗线织成的蓝花被子，上面压了一个两头呈四四方方形状的长条枕头。
虽说房子整体并没多大面积，但里屋地面却显得空荡荡的，因为除了用两行砖头垒起来的架子上有一个看不出原始颜色的小木箱子外，再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家里唯一算得上奢侈品的，是箱子上面一个圆形的小胭脂盒，那是给我们姐儿俩眉心上按红点儿用的。
箱子里面有几个很小的布口袋，装着全家人当月的口粮。
那时市民吃粮全凭粮本供应，每月到粮站能购买到按年龄和职业限定的粮食份额，一般成人的定量是二十九斤，大伯属于重体力能多领几斤，而我和姐姐及甜姐则只有很少的定量。
供应的粮食品种倒是有几样，却以粗粮居多，要占到百分之七十的比例。为了能装满肠胃，各家各户基本上是以粥和汤为主。要不是姐姐我俩画了饺子的形状，我还真想不起来在大妈家吃过饺子。倒是记得大妈切完白菜后，总拿白菜疙瘩让我啃，以至于到后来，我非常讨厌带这类甜味的东西。但后来姐姐告诉我：啃白菜疙瘩的顺序其实是和吃饭一样的，都是先让着我，然后是姐姐、甜姐，最后是大妈。
那时粮食实在太少了，就连副食品也是凭小票供应。每人每年只能买到很少量的物品，还得等什么时候副食店公布出来号码，就得赶紧排队去买，要不然过期就作废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零食，能有白菜疙瘩啃出点儿甜味来也就不错了。
大妈掌管着全家人的伙食，尽管箱子里可能有粮食，她也要按天计划好，不能用超，否则月底没粮就得断顿。
可是，光靠米汤里捞出那么点儿米粒来能行吗？
姐姐小心地问：“大妈，你能吃饱吗？”
大妈叹了口气：“灌一肚子水能饱吗，可有啥办法呀？”
见大妈不开心，我赶忙爬到她怀里。大妈立即换成了笑模样，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说：“还是我闺女会哄人。”
我仔细端详大妈，双手不停地做着动作：试图抚平她脸上的道道皱纹，轻按系住她灰白头发的发髻，牵拉她胳膊上古铜色的松垮皮肤。
无论做什么，大妈都是笑嘻嘻地望着我，还不时夸夸“我闺女真乖”，让我很是享受。
就在我得意洋洋地爬来转去时，忽然碰触到了甜姐极为羡慕的目光。
我突然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大妈的怀里只任我随意出入，却从不见姐姐特别是甜姐与大妈如此亲密呢？猛然，我想起一件更加奇怪的事：甜姐虽然管大妈叫“妈”，却管大伯叫“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这只是存到我心底里的问号。因为我是个乖孩子。我所理解的“乖”，就是那种大人说什么是什么，坚决不做大人没让做的事，包括不多说、不多问。
甜姐收拾了碗筷，又用脸盆里的水洗了手，问大妈：把脏水泼了行不行？
大妈急着阻拦说：不行，一会儿还得用它打煤坯。
烧火用的煤是凭煤票买的。好烧的块煤较贵，大妈家用得最多的是散煤。买回家后得掺点儿黄土，用水和好再打成饼状，晒干成煤坯，升火时就好烧了。
柴禾是不用票的，但需要花钱买，因此家里有人手的都准备些耙子和背篓，好去地里拾柴，院子里也需要腾些空地堆柴用。
那时为做一顿饭需要花费好多人工和柴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是：“吃了吗？”可见人们对一日三餐极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