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像。”彭怀德看着徐冬，心里思忖着。徐冬，一米七八的个头，微黑的国字形的脸儿，小平头，两片薄的嘴唇挂着一丝微笑。一双黑眼珠子异常有光，仿佛能透视人的衣著和肉体。走起路来两只胳膊一甩一甩的，健壮得像头牛。见到人，革命的战斗的经历，使彭怀德容易回忆起和联想到以前的同志和战友。他回忆起打红沙河的那一仗，想起了战斗中遇到的那位首长，姓徐，叫什么名字他记不起来了，但肯定不是叫徐明。长的和徐冬一模一样，只是嗓音粗犷宏亮，还带一点沙哑：“人有相像，货有相同。”从名字和嗓音这两点，他又只好否定自己，他问到徐冬口边的话收回去了。
人上了年纪，容易怀旧。回想起过去经历的事情，作为革命者，彭怀德一直在怀念和思念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那是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作为地下党组织临时负责人，彭怀德被指派到红河地区，恢复党组织，发展党员。一九二九年夏来到红沙河。由于还乡团回来，实行全面的血腥镇压，红沙河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原先的党员，或被杀害，或逃走隐蔽起来，或者失踪杳无音信。工作极其艰难。彭怀德好不容易才找到南沙湾的刘交通员。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入农会打过土豪劣绅，他只是指点彭怀德去水口山矿务局找姓徐的文化教员。彭怀德很快成了水口山矿的井下矿工。在上工人夜校时，他见到徐教员。这不就是红河学校闹学潮的那位学员吗！原来彭怀德进到红河学校读书时，学校的刘校长克扣国民政府拨下来的学生伙食补贴款，学生们停课罢课，上省请愿，要求罢免那个校长。为首的就是那个高年级的徐学兄，彭怀德也跟着参加游行示威和请愿。谁知，那个刘校长是省长的亲戚。示威请愿的学生反而以“聚众闹事”的罪名被学校开除。小小年纪的彭怀德回到家里种田。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农会，不久又秘密地加入共产党，领着他宣誓的是一个叫一芬的上面来的人。
徐教员对新来的矿工都要找去谈话。了解情况。下课后，他把彭怀德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他工人的人，除了工人，还有什么人，彭怀德答，还有商人，军人。徐教员没有作声，叫他继续下井做工，继续来夜校上课学文化。
没有联系上。他知道，在那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是不能随便暴露身份，随便打听想要知道的情况的。他下到井下，跟工友们说起徐教员的问话。工友们都鄙夷地看着他，并且躲着他。后来他才知道，徐教员的问话，是个暗语，他的接头语是“主人，”所以，那些工友们以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何不鄙视他。
彭怀德在水口山当了一个月的劳工，仍旧回到红沙河。他不敢再去找刘交通员，恐有变故。他操起他的“旧业”—挑货郎担，走村串户，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要找的对象。上级也没有来与他接头。一天，他摇着拨浪鼓在西沙村叫卖时，一个梳着发髻，身材高大的农妇在人少的时候，朝他走来，说买穿衣针。他迅速地大量她一眼，问：“要钱吗？”
“南沙湾娘家有。”
彭怀德收了她钱，看看周围没人。低声说“你赶快走开，不要看我。”
傍晚时分，彭怀德在刘交通员门前，摇了三声拨浪鼓，“卖针卖线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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