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线装书在看。上下班遇见人总是首先客气向别人问好。邻居们也都很尊重他，都叫他“周先生”。邻居间发生大事都找周先生拿话，他很少表态谁是谁非，但只要他说了，事情肯定就能解决。院子里孩子们都怕他，只有我是例外，他经常将我叫到他的书房嘘寒问栗，讲一些成语典故的故事，平时也只有我敢闯他书房，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我。
周先生是过去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员，一手毛笔字堪称书法。解放后留用，后来调到供电局，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在当时三十元工资就可以养家的时代绝对是高收入了。
周先生没有孩子，据说：他父母早亡，他与他弟弟相依为命，为了培养弟弟，周先生放弃了深造，也不结婚。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他才找了一个解放后经过改造的妓女结婚。他养活她，不要她工作。这些我是不敢问的，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周先生的弟弟将唯一的儿子过继在周先生名下，送到南京来读书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虽然也拿一百多元工资，母亲在嫁给我父亲后就放弃了工作做起少奶奶了。我们姊妹五个。家中还有老妈子，父母都是享受惯的人，父亲就利用自己的技术，在家组装了二台大变压器卖到农村。当时大型变压器是国家紧缺要层层报批的。而父亲一下子就卖给不在供应范围的地方二台。东窗事发。父亲被“办地下黑工厂”罪判刑五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母亲本身就不善家务，好在家里还有余财富，生活无虑，就是本来一家人单独住的四合院因为父亲坐牢而被瓜分，迎街的给了一个工厂做办公室，四合院里搬来二家。一家男的炸炒米的，女的是赶馿车的，馿子就养在院中。美名其曰：掺沙子。另一家是所谓“积极分子”。
母亲在58年被要求必须工作。在街道一个小工厂上班，哥哥在父亲出事后被外婆收养。我和二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挑起了家庭家务的担子。平时我喜欢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玩耍。利用大人的喜爱如鱼得水。经常一溜就混进电影院看不要钱的电影。还记得当时组织妇女看的计划生育片也看了。被我母亲打了一顿。爬树上房常跌得头破血流，大胆出名。还经常带着年幼的妹妹沾着小孩上公共汽车不要买票，和进公园游玩也不要票，玩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大小寺庙。让我妈妈常常敲在脸盆沿街叫喊：“找小孩哟，找小孩哟。”只要有人提我父亲我就报复打架，被人叫“小邪尸”。
知道我打架后，周先生总是将我叫到他书房给我说怎样做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男人要能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事和生活。”
每到春节的三十晚上，周先生总会给每一个小孩发压岁钱，我一般是比别的孩子多。那时小炮竹是可以拆分开卖的，一分钱买四只。我总是设法将每一个炮竹玩出花样来，什么飞机加大炮，在炮竹上放一个盖子，让盖子飞上天。等等。周先生而尔也会出来看我玩皮。悄悄给我一把糖果。
父亲在我上学前提前释出来了，周先生依然和往日一样待我，小学一年级，年终考试我二门都是一百分。家门口上学的孩子都要把成绩单给周先生看的。周先生比我父母还要高兴，第二天就奖励我一个装满文具的铅笔盒。并告诉我：“他的香烟纸我可以和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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