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痛绝却又欲罢不能，人们想改变它却又力不从心，人们可以义愤填膺地指责这些歪风邪气丑恶行径，却又乐此不疲、阿势媚俗地去随波逐流，人人都可以旗帜鲜明地声讨他人的恶行而迁就自己的恶行，人人都可以疾恶如仇地反对别人的腐败而纵容自己的腐败。这就是我所说的，国风、世风、民风的变坏，人人都负有责任。当这些歪风邪气与时弊积重难返之时，国家也就岌岌可危了。国家覆亡，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亡国之君及其所宠信的臣子，就得扛起昏庸奸佞的罪名。”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渲泄中，丝毫没有觉察司马季主似乎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你想，这种风气之下，在所难免地会导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越在权力宝塔的上端越是脑满肠肥的庸碌之辈，而‘高手在民间’更是随处可见，普通寻常之至。这难道不是我所说的‘官驽民骜’吗？”

    他怕司马季主不甚明了，又再补充说道：“再说农耕之事吧。本来，农民多种多得，耕种出来的粮食，除了充足地供给国家外，足够一家生活，日子还算殷实。可天下太平之后，朝廷大兴土木、南征北伐，赋税没有少下来，反而倍增上去，日子却比以往过得艰苦了。这还不算什么，那些不正常的官风、世风、民风，也侵蚀着乡里之间。里正、亭长这些乡官村官，为了取悦贿赂上面的官员，就得压榨下面的百姓，加重赋税，贪占朝廷贡奉。老百姓呢，也渐渐懂得了这些道道，或者通过贿赂收买与乡官村官勾结起来，在贡赋上做手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欺瞒敷衍，或者干脆与官府虚以委蛇地周旋，有的甚至公然强硬对抗。好笑的是，秦律虽然酷严，可执行法律的当地官员，要在本乡本土生活，顾忌颇多，唯恐得罪的人多了，难以在地方上立足，最主要的还在于，为官者大多色厉内荏、欺软怕硬、欺怂怕恶，对这些凶顽对抗者，非但不敢惩办，反而退让妥协，尽量给予一些惠顾，答应其要求，从而大事化小、息事宁人。这样，无疑又给了别人示范，其他人见‘大闹大有、小闹小有、不闹不有’，纷纷仿效，但凡有事，皆成闹则安抚之事局，再老实良善的百姓，也要被弄得刁钻凶顽之至。当然，也有对抗不过官府的，索性啸聚山林，倒免了苛捐徭役之苦。这时，秦律的酷严，又显现出来了，出了民乱匪事，官员要受到苛重的责罚，索性掩瞒遮盖下来，也不派兵灭剿，任那些人在山中大泽中做快活神仙。马老弟，这些不都是官驽民骜吗？”

    司马季主问道：“官员结党贪腐，百姓刁钻凶顽，历朝历代皆有，依我看来，秦并是最重，真的能致其覆亡？”

    尉缭子微微一笑道：“这就回到我先前所说的驾驭民心上来，也就是你所说的掌控时局的能力。纷乱了几百年，天下虽定，但根基未稳。始皇帝如不死，以其之强势，民心尚能驾驭，始皇帝一逝，不可知也，不可知也！”说到后来，他把头摇得很坚决。

    司马季主虽觉得他说的有些偏颇，却也不无道理。他对朝政兴趣不大，便换了话题道：“杳之老弟，这一路走来，你似乎在找什么人，对吧？”

    尉缭子楞了一下，随即大笑着反问道：“这一路走来，你似乎也是在躲避什么人，我猜得没错吧？”

    司马季主脸躁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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