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咸服依顺，一度出现了人心思定、四海归心的气象，哪怕当今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但老百姓终归是不愿于重返战乱时期过上那种尸横四野、妻离子散的凄惨生活，因而对朝廷的失政逆来顺受、敢怒而不敢言，总的来看，民心温良恭顺而循规蹈矩，如何在杳之老弟眼中，这民心竟成了桀骜难训、刁钻蛮氓之流了？但请示之。”

    尉缭子捋了捋胡须，不紧不忙地说道：“始皇帝再强，二世帝再弱，扶苏再仁义，蒙恬再勇猛，那么浩大的一个天下，怎么可能因一人得失而易手？！虽说，失民心者失天下，可这民心却是可以引导和塑造的，许多时候，民意往往是最不可靠的，民心往往是最不可测的，如同一潭深水，浮亦因之，沉亦因之，不过是靠驾驭之术掌控而己。所谓嗣位不正、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种种等情，触怒天下人、大失民心者，仅仅是表象，根本还在于驭民乏术。夏祖大禹，疏浚凿流，也有劳民伤财之嫌，废黜禅让，也有篡位自立之嫌，却能成其治水利民的圣贤帝王美名；齐桓公也有夺位逼死兄长的恶行，却能成就一代霸业。他们俩人，都不过是驭民有方而己。孟子曾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宋襄公以仁义为战，却获得兵败遭人笑为迂腐的下场，由此可见，仁义的施与不施，并不能当然导致失政亡国，这不过后人评说时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的一种托辞和借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同样，误导民心必然误国，民心引领得当，完全可以避免国家出现灾难。”

    他略微缓了口气，轻声喟叹道：“世人都喜欢将兴邦得天下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和贤良的臣子，而把亡国失天下归罪于昏庸的帝王和奸佞的臣子。可依我之所见，国之兴亡，究其原因，颇为复杂，若论其责任，当世当时之人，人人均有一份责任。”

    此言一出，更令司马季主大为诧异，心中暗自寻思：这尉缭子是不是因为给秦廷效劳过，有心为当朝君臣的失政误国袒护和辩白，故而说出一番谬论？当下口中说道：“杳之老弟一番话，更令我懵懂糊涂。愿闻其详。”

    尉缭子理了一下思绪，放缓语调说道：“昔日秦国之所以能在群雄中倔起，荡平诸侯，一统天下，或可说是仰仗连横化解合纵、远交近攻之功，倚重贤臣能将的辅佐，等等云云。但据我观来，主要还要归功于，商鞅变法后在秦国推行了百载有余的革新之举：奖励耕战。废除世袭制，唯以军功论等爵，使得出身寒门、地位卑微之人，可以通过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获得升官加爵，而官场也是如此，唯才是举，使得贤能之士能够施展抱负，成为朝廷的栋梁；促耕促织，废井田，开阡陌，使得老百姓耕者有其田，有饭吃、有衣穿，仓廪府库富足。每一个秦国人都知道，只有勤劳和勇敢，才能过上好日子。那些贵族子弟也一样，他们知道，祖上和父辈的荣光，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要想在这个国家，混得人模人样，还得靠自己，靠自己的拼命和努力，在战场上用敌人的首级去堆一级级的等爵，在衙门里用真才实学作出政绩去挣一份光明的仕途。勇者荣，怯者羞，能者上，庸者下，功绩突出者升，碌碌无为者谪。这种优胜劣汰、奖勤罚惰、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方式，在秦国蔚然成风、深入人心。这同时也吸引着那些六国的贤才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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