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之矣，克忠乃别坐罪。”安石曰：“案复圭札子论一行将官等，不为克忠一人，就令克忠一人有罪，罪自论罪，功自论功。陛下断克忠罪太重。克忠不合取番部甲，原情固与取玉帛子女入己不同。克忠所以获罪太重者，正坐平时人浸润复圭，以为阿党克忠，克忠无能，又作过坏边事，故常含怒以待之。适会事发，故特被重断。且陛下为人浸润游说所误，非但此一事。如王广渊庆州兵变，广渊抚定有功，乃降两官。如种诊得朝旨令通消息与西人议和，惟不合擅牒韦州，原情有何深罪，乃追一官，又追夺候二年与合门副使指挥。始时众议纷然，深咎种诊，以为当令分析者，疑此事出于广渊故也。及分析到，略不干广渊事。陛下以人言众，遂行遣种诊如此。论者谓种诊缘贪功故累国体，臣愚以为妨功慢命，即不可容，若趣赴政令，务成事功，纵有过失，岂可深罪？”上曰：“当时方欲与西人议和，种诊遽牒去，恐西人因此更旅拒。”安石曰：“臣愚以为若中国自修政事，西人和与不和非所议，纵度时宜欲与之和，何患西人旅拒？陛下断王广渊、种诊罪如此，杜纯亲被旨勘王韶事，陛下无故与转一官，固已非理，及其奏报欺谩，皆杜纯奏状内自见，非因人媒孽纠摘，然陛下迟疑，令候服阕日行遣，臣力辨论，然止于冲替而已。不知陛下谓种诊之罪与杜纯孰重，原两人之情，孰为欲沮坏政事？”上曰：“种诊但欲了事耳，有何罪？”安石曰：“如郭逵之罪固不可与王广渊同日而论，王广渊降两官，郭逵乃止降一官。”上曰：“为宣徽使重故也。”安石曰：“宣徽使非郭逵所有，乃陛下所与。兹为天官，天官重则报礼亦宜重。今逵乃敢如此，而陛下谴之止于如此，何足以驭群臣？人固有耻其君不如尧、舜若挞于市者，如此等人岂有肯为不义，烦陛下威怒？如逵者，乃曾盗官肉决杖，岂可以待有道君子之道待之？惟知畏惧，乃可驱使。陛下以为逵材亦可用，故爱惜之，不欲深责，臣恐但长逵骄陵，不复为用。”安石言此，大抵专为复圭地道也。既而复圭乞降御史所言分析，上曰：“已委官体量，虚实当自见。”安石曰：“但札与令分析，若有理，固陛下所欲闻；若无理，即复圭更有上书不实之罪。”上乃许之。其后安石又请以复圭所分析事状送建中等，上亦许之。
［正月二十五日］己巳，辅臣同进呈涿州牒，言雄州不当令容城、归信县尉巡历事。枢密院白上：“朝廷已为北界罢乡巡弓手，今更如此，意欲占地，转不逊，恐须亦以不逊答之。”上曰：“只如常应报，不用过当。”王安石曰：“甚善。北界未必有占地意，缘中国亦常言两属地合属中国，中国岂有占地意？我既疑彼占地，彼亦未必不疑我也。”
［二月十六日］安石自叙其白上语云：“亲从官挝击坐车及旌斿：臣至宣德门，依常例于门内下马，又为守门者挝马及从人。臣疑亲从官习见从来事体，于执政未必敢如此，今敢如此，当有阴使令之。都缘臣居常遇事多抗争曲直，臣所以如此者，乃为义故，岂敢以私事肆为骄騃不逊？恐奸人欲以此激怒臣，冀臣不胜忿，因中伤臣以为不逊。臣初所以不敢辨者，疑有条制，从来承例违越，及退检会，乃无条制；问皇城司吏，亦称无条制；及问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缴到皇城巡检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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