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戴上帽子，勒令退学送去劳动教养以后，我就觉得上大学没有什么意思，特别是学我们那个专业”
沉默。
电梯又停了。两个女学生走了出去。好。
电梯门斯斯文文地合拢来。
电梯继续上升。
那个二十几岁的新起作家写的那篇，使她深深地激动，也使她深深地失望。
激动，是因为那个男主人公。的确像他。他当年的那些诗句，今天回忆起来，依旧火辣辣的，可以使卑鄙者发抖，使懦弱者振作。
失望，是因为那个女主人公。不曾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她在高压下背弃了他她在自责中沉沦倘若真的如此，世界和生活就都还算单纯。
依旧是盛夏，柳树上的蝉儿依旧一声声长鸣着。依旧是静静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过暗魅魅的走廊，拐弯，下楼，出楼呀，满墙斑斑驳驳的红纸绿纸。
世界成了一张涂写得乱七八糟的大字报。看不懂。
她追到校门口，那辆运送他们的大卡车已经开动了。扬起一些尘土。
她看到了他的后脑勺。那使她生出无限爱怜的后脑勺。这后脑勺没有向前拉直，也没有向后旋转。
她知道他不会怨恨她。没有人知道他和她的特殊关系。没有人要求她特别为他表态。自从事态明朗以后，他没有找她，她也没有找他。
蒲公英的绒毛儿逆光飞着，旋转着，升沉着，远了，远了
她告别了那个后脑勺，告别了她隐秘的初恋，告别了对世界的天真的看法，告别了温柔和羞怯。
她努力忘掉他。她也的确曾经几乎忘掉了他。
什么在响哦，是电梯顶棚上的风扇。
什么在响哦，是银行里的算盘。
她的丈夫，一个浑身都显示着与世无争的会计，当年正是在银行里，搓着手，谦恭地微笑着，由介绍人介绍给她的。当时环绕着他们的气氛，就是一些不紧不慢的算盘声。
她丈夫中等身材，站在高个子面前不会使高个子尴尬，站在小个子面前也不至于使小个子惭愧。她丈夫体躯清瘦而不干瘪，五官端正而不俊秀。那是个谨小慎微的好人。
“小点声，你小点声”丈夫时常望着与邻家之间的隔墙，提醒着她，“小声点好。”
一九五八年，银行里和学校里都补划了右派。丈夫买回来一罐臭豆腐，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搁到瓷盘里，压低嗓门对她总结说“少提意见，少发言，别得罪领导，别管闲事，别胡思乱想”他就用那臭豆腐下酒，嘬着滋味，害怕，然而满足。
一九六〇年，人们都听说了关于彭德怀的事。丈夫带回一包蜜枣来，珍惜地一颗一颗地摆到瓷盘里，对她的小声询问和议论只是不住地摇头，最后抬起眼睛，可怜巴巴地哀求她说“咱们没听过传达，是不咱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该议论，是不”他递给她一颗蜜枣，提醒她吐核时要小心那枣核两端非常之尖，弄不好会刺破嗓子眼的。
他们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在十年大动乱当中，他们没有被抄家也没有去抄别人的家，没有被揪斗也没有揪斗过别人，没有下干校也没有被扣发过工资，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甚至也不是“逍遥派”，因为他们没有一天敢于不去上班，他们服从一切人的领导委员会、工作组、红卫兵司令部、军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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