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问题，受到了冰雹般的批判，从此堕入不幸的深渊，从撤职到开除出党，从下放到戴帽子劳改，据说最后竟成了个用绳子捆住自己在村路上狂跑的疯子，终于悲惨地死去。关于他我们不必多谈，因为说多了有副作用。
但是要把诸葛岩介绍清楚，我们又不得不谈到这个巴人，因为诸葛岩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巴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从此诸葛岩就从大学助教变成了专业批评家。有那么五六年的光景，诸葛岩在城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被他点名批判的作家计八名、出版物计十三种、演出节目计二十一台。他的事业非常顺利，生活也很幸福。他的妻子大学里的一位资料管理员，有一天用极为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问他“你这个批评家怎么总是在批，而不见你评呢没见你写过一篇文章来肯定过一个作品哩”他略事思考，便极潇洒地打了个榧子说“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妻子当时莞尔一笑，对他的崇拜更增进了一层。
1965年11月12日那天，诸葛岩拿到了一张头天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发现上头有篇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这以前他一直是引为同志的，这回这篇文章却令他心中不快，一是他觉得味未免太重了，有失文采；二是他觉得生拉硬扯，却并未击中要害。他以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反历史主义，怎么能那么强调清官的作用，而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呢于是他耗时三个晚上，写成了一篇既批判海瑞罢官但也与商榷的文章，于1966年春天刊登在一家大报上。
诸葛岩万万没有想到，短暂的春天一过，炎夏到来，他的命运竟起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时局以转瞬即变的速度把他抛到了反革命的位置上运动一起来，他成了对吴晗进行假批判的典型，被红卫兵剃光了头，挂上了铁板制成的“黑帮”牌，打入了牛棚。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已被他遗忘的巴人，原来被批判竟是这般的痛苦。当他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军代表进驻了城的文联，他在第三批落实政策时被解放了。当军代表允许他在大字报专栏上贴头一份大批判稿的时候，他激动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是提起笔，他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会写文章的人，他以往的批判锋芒，什么“商榷”呀，“警惕副作用”呀，“滑到了危险的轨道上”呀，如今看来都是些带有“费厄泼赖”气息的“假批判”语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学会了“最、最、最”的造句方式，以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一类的修辞手段。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老婆对他的全部崇拜。
1973年，他幸运地被吸收进了一个名叫“葛祺绶”的写作班子，在写作班子里他是最低贱的一员，但以“葛祺绶”名义发表的文章，一大半以上其实都是他执笔之作，这些文章全是评论样板戏的，当然字字句句段段篇篇都是谀颂之词。他的老婆对这些文章的评价颇为中肯“只有四种人看，一是你们这些臭笔杆子，二是报纸的硬头皮编辑，三是工厂无可奈何的排字工人，四是那些整天太阳筋痛的校对员，再没有了。”对于这种评价，他不置一词，只是淡然一笑。
粉碎“”以后，诸葛岩确是欢欣鼓舞，他很快便“说清楚”了，当年那篇“假批判”的文章，使他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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