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了，步伐趋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我望着他们，一个个检验着他们，虽然我没能找到他，但我不应当失望，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令人产生美感，令人愿意亲近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没有等到他，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诉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他告诉了我一位被释放的小伙子的姓名住址，据说，这位小伙子正是因为公开演讲被捕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我气喘吁吁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条名称古怪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面；我迈进了一个古老的小院，同北京无数的小院一样，由于十八年来建筑业处于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谅的状况，人们只好“自力更生”，到处是蘑菇般的自盖小屋；全院起码有七八家人，却仍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我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门开了，有声音请我进去。
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他。我面前的小伙子尽管年龄上同他差不多，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相貌却完全不同头发蓬松，鬓角留得很长，穿着颇为讲究但架着一对木拐。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显得疏懒和慵倦，完全没有我预先臆测中的那种雄姿英态。
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我不免问他“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
他淡淡地说“他们说我发表了反动演说。其实，我不过是大声议论了一阵。”
他似乎没有兴趣重述那些议论。我也就暂且不问。我环顾着他家的小屋，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样子，简朴而整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妈。她是个会计。她有冠心病，身体不好。”
“你被捕以后，她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呢”我不禁同情地问。
没想到，他反而微笑了，精神一振地说“怎么生活从某些方面看，她生活得要比以前还好因为，自从我被捕的第二天起，我们单位就不断有人来，有的留下一捆芹菜，有的撂下两个果子面包，有的来了就抢着洗衣服；还有一天，来了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姑娘把妈妈拉去逛天坛，等妈妈回到家，屋子整个重新糊了顶棚，喷了墙壁，样样东西都掸过、擦过，炉子上的铁壶也用去污粉擦得锃亮；在北墙上，还挂上了一张新的周总理像，是挺少见的一个镜头跟陈老总、贺老总在一起参观展览，胳膊抱在胸前，笑着妈妈望着这一切，先是微笑，然后就坐在床上，哭了”
我望着那张仍旧挂在北墙上的照片。我也想笑，我也想哭。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人在推动着历史，平凡的事反映着人心的背向。
看来，我不应当执拗地把眼前这样的青年当作超人的英雄去看待，那样，我反而会求全责备，反而不能发现他们心灵中最美丽、最高尚的东西。
我改变了采访式的态度，同他闲聊起来，像面对着火车上恰好坐在对面的旅伴，像面对着新结识的朋友。
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在广场的演讲的全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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