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后者又是包涵在前者里面的”。这说明两者是无法替代的；如果用逻辑概念来解释,那么，这人性的概念应是大于阶级性的概念,阶级性只是其中之一。所以，怎么能用阶级性来代替人性呢？这不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了吗？当然，也不能用人性来代替阶级性，应该是两者相互包容的，而阶级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
第四，现在，新中国成立已有十年多了，老百姓已不受战乱之苦，都希望过上太平盛世的日子，更企求社会安宁，理应讲团结、讲和睦嘛，何苦要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呢？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还不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吗？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我们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吗？”虽然，群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但也不是说只要有了这百分之九十就够了，总是希望支持的人越多越好嘛。况且，今天的工农群众中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只是他们自己已经是新中国的工人、农民劳动者。由此可知，这推一把跟拉一把之间，将会使我们的群众队伍发生量的变化。那么，我们希望它向好的方面变化呢，还是希望它向坏的方面变化？作为执政党应该有明智的判别。
罗远在得到这些回答后，心气平和了些，也舒展了眉头。但是，一旦接触了现实，又会使眉头紧锁起来。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认识与感觉的差距，常常使他迷惘、困惑，总是在这门里门外徘徊、踌躇……我与“我”的拷问，灵与肉的斗争在不断继续，而且，很难让他获得满意的答案。
人要是活在没有思想的境界里那该多好啊！高枕无忧嘛。有时候罗远曾这么想。
“在政治思想上你必须和反动阶级的父母亲划清界线，并要站稳立场与之坚决斗争；但在生活上终究还是自己的亲人，再说，你尚未成年，还得父母扶养，衣食父毌嘛！这是无法分清的，没有必要不理不睬，把他们当作陌生人看待；更不应该抱着敌视的态度去斥责、打击他们，毕竟你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呀。”班主任余先生和政治老师平时找他谈话都是这样耐心分析、劝导的，鼓励他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不要因此而消沉下去。
罗远非常感激领导和老师对自己的关心，而且也想照他们说的去做。可话虽这么说，具体划清界线怎么个划法，怎么样做才可以甩掉这个包袱呢？这又令他伤透了脑筋。拿父亲来说吧，解放前自己还小，根本没有父亲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印象，只是以后在照片中曾看到过；等自己稍懂事有了记忆后，只知道父亲忙于公务和做生意，不常在家，所以，印象也不深；至于解放后，他脑幕中深深刻下的父亲形象就是：穿着灰布中山装，肩背一旅行袋洋钉，出门去换全家一天伙食费的羸弱老头；还有就是：身穿破旧深灰色骆驼毛长袍子，头戴一顶棕色罗松帽，脚穿一双汲饱水、涨鼓鼓的棉鞋，手拎一篮子饭，冒着鹅毛大雪送饭到学校的穷愁潦倒的“孔乙己”；除此之外，便是父母亲常聊些家常琐事，以及算计一些生活开支等的印象；也根本没听到过他们谈及政治或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话题。即使有些牵涉到的，也不过是些懊悔以前走错路的牢骚，话语中间似乎对政治很厌烦、不感兴趣似的。“好在父亲被关进牢房后，与自己没有了接触的可能，这样就谈不上接触和交流了。
说到母亲除了天天看见她的一张愁苦的脸外，便是声声叹息家中如何开销生活，还有就是常听她说些自责的话：“倷勿要看阿姆的坏样。我是解放前过惯官太太的生活，烟也来、酒也来（其实酒是大女儿夭折后学会的），呒没小菜勿吃饭（指的是，宁波人习惯要有鱼腥下饭）；噶种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现在是坚决反对咯。只是我不大改得掉，但尽量改。倷千万勿要学。”面对这样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父、母亲，叫罗远怎么个划法、斗法？他想来想去除了尽量跟他们少接触、少交流以外，实在想不出更高明的办法。而母亲早出晚归上班，就算自己晚上在家，也是埋头做作业，谈话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或少受影响。想到这里，罗远有点聊以**的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