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内战，但却通过了两个反动文件：在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使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虽然声称“在不妨碍抗战、无害国家之范围内”，实行“政治解决”。而在实际上，国民党可以随时宣布共产党“妨碍抗战，有害国家”，发动内战，“武力解决”。在对内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恶毒攻击“中共最近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提出要“肃军肃政，加强力量”，准备挑起**内战。蒋介石在5月15日的讲话中露骨地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会议闭幕后两天，蒋介石便派出十个师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向苏浙地区进攻，企图消灭新四军；又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攻势。

    与共产党的七大完全相反，国民党的六大制订了一条坚持独裁，发动内战，把中国引向黑暗的路线。这个路线不仅违反了世界潮流，而且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多行不义必自毙，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后人有诗议之曰：

    国共两党斗法，谁能夺得天下？人民自有选择，历史公正回答。时代潮流汹涌，民主大浪淘沙。光明战胜黑暗，迎接崭新国家。

    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国民参政员中的爱国人士黄炎培等人积极斡旋，渴望国共两党继续商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羽、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多次倾心交流。君子之交，坦诚相见，数日恳谈，达成共识：一、立即停止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二、尽快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

    是日，毛泽东邀黄炎培而问之：“先生此行，有何感想？”黄炎培无限感慨地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诚为历史之周期律。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未能跳出这一周期律。大凡创业之初，齐心协力，聚精会神，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事业有成。既而环境好转，精神放松，惰性随之发作，风气变坏，大局逐渐糜烂，致使回天乏力，无法补救。一部中国历史，政怠宦成者有之，人亡政息者有之，求荣取辱者亦有之，均未能跳出这一周期律。中共诸君聪慧明哲，能否找出一条新路子，跳出这一周期律？”毛泽东沉思良久，满怀信心地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一周期律。我们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道：“主席所言甚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私欲才不会发生。只有让人民广泛参政，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周期律，诚为有效之法宝。”

    7月5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撰写了《延安归来》一文，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写道：“延安五日，受益匪浅。中共集合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所看者远，所谋者宏。其群策群力、励精图治之精神，代表着民族之无限希望和国家之光明前途。我辈当与中共结为挚友，共同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民主人士访延安，受教良多思想变。顺应历史大趋势，愿与中共肩并肩。

    再说国际局势急转直下，其变化之速、动荡之猛，大大出乎国人的预料之外。7月26日，美、英、苏三国以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2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把两颗原子弹投掷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了这两座城市二十三万居民死亡。8月8日，苏联政府提前对日宣战，二百万苏联红军向驻扎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歼灭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余人。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重大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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