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抗战到底的“底”时，蒋介石解释道：“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呢？在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状态。不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显然，蒋介石所谓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中日双方的态势，就是承认满蒙、华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

    全会的另一个重大议题是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宣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能怕他。而是要严正管束，加以限制，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制订了一系列**文件，诸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企图从各方面加强**宣传和**措施，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于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很快由政治矛盾转向军事冲突。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其内外政策变化的转折点，其重点是由对外抗日逐渐转移到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总政策。会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大肆跳梁，在各地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

    1939年4月，山东秦启荣部首先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残杀指战员四百多人。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密令下，胡宗南、蒋鼎文、阎锡山调集所部的十九个军、两个骑兵旅、三个保安旅、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大批特务。形势十分险恶，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全党同志，称：“对付国民党的摩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接着，毛泽东又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称：“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雷池一步。忽被国军重兵封锁围困，实属出尔反尔。现在我军正与日寇激战于前线，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摩擦，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

    共产党人的克制、忍让态度，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为软弱可欺。**摩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五月，国民党在河北的军事总指挥张荫梧公开叫嚣道：“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寇“扫荡”之际，率部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七百多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德、彭德怀致电党中央：“对张荫梧的挑衅行为，必须予以迎头痛击。”得到中央批准后，朱德、彭德怀命令刘伯承：“立即组织反击，将张荫梧部彻底歼灭。”刘伯承奉命指挥一二九师紧急出动，经过三昼夜激战，将张荫梧部四千五百人全部歼灭，张荫梧只身逃跑。

    正当国内摩擦迭起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三日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风云突变，国内摩擦迭起。国民党顽固派又变换手法，派出记者来延安采访，实际上是试探虚实。9月16日，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报》、《扫荡报》、《新民报》的数位记者来到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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