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守难攻。此仗如何打？”毛泽东笑道：“特派员走了，事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变通执行。”朱德道：“如何变通？”毛泽东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朱德哈哈大笑道：“最好最好。”

    8月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在牛行车站外围鸣枪示威，鼓噪呐喊，大造声势。入夜，部队撤出阵地，向奉新、安义一带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集款项，宣传政策，避免了盲目蛮干、与敌人硬碰的错误做法；且使红一军团又扩大了八千多人。然而，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盲目执行中央决定，拼命攻打大城市，均遭受了空前的失败。

    各地惨败的消息报到中央，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半月后，朱毛红军转战到浏阳境内，向文家市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三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军饷。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毛泽东任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敌共计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军只有十三个团的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方案。红军在城外发动进攻，企图诱敌出城。然而，长沙守敌坚持凭借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连续引诱数日，抓不到歼敌战机；部队内部情绪浮躁，要求强攻的呼声甚高。毛泽东难以说服怒发冲冠的下级军官，于是，与朱德联名发出强攻命令，部队迅速投入血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异常勇敢，拼命冲锋，却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在电网、壕沟、重炮、坚城、火网的重重设防下，红军仅凭肉搏冲杀，除了大量伤亡外，毫无实际成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强敌面前忌蛮干，单凭勇敢取胜难。兵家斗智不斗力，惟有事实胜雄辩。

    激烈、残酷的城下鏖战，整整持续了十六天，红一方面军打得精疲力竭，长沙城外死尸累累。城中守敌巍然不动，援军又在纷纷赶来。形势危急，毛泽东果断叫停；召开前委会议，严肃地指出：“强攻中心城市，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敌人死拼消耗，会葬送我们这支队伍。”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干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从长沙撤出，改为向吉安进军。

    数日后，部队撤抵株洲。中共中央又派周以粟赶来传达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头，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和周以粟通宵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周以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意了攻打吉安的决定。

    吉安位于井冈山附近，周围全在红军控制之下，是处在红色区域中的一座孤城，只能靠赣江与外界交通，城中守敌只有邓英所部两个团。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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