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地主被农会捉住后，轻则罚款、游乡，重则关押、枪毙。“一切权力归农会”，在那些农会势力大盛的地区，就连县长、乡长都要看农会的脸色行事。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的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那些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北伐军将领也开始指责农**动“糟得很”，是一种“严重的越轨行为”。这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共产党内，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是从属阶级，是革命的追随者。革命成功以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工人、农民不能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他明确指责道：“当前有两种严重的危险倾向，一种是农**动左倾，发展太快。另一种是右倾，国民党右派以及北伐军将领中有人对农**动非常恐怖。这两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会破坏国共合作。简言之，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以求达到各派势力均衡。”他公开批评湖南的农**动是“幼稚的过火行为”，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马上解决土地问题，条件尚不成熟。”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的意见，提出让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却被陈独秀一口否决。自此，毛泽东开始怀疑陈独秀的主张是典型的右倾政策。多年来，陈独秀一直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导师、领袖；而今，在对待农**动的问题上，二人之间却出现了重大分歧。

    毛泽东不服，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会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戴述仁的陪同下，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一路风雨无阻，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的沸腾生活、剧烈变化使毛泽东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听到了农民协会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的各种详细汇报。他看到了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成立梭镖队维持地方治安、组织起来修路修坝、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普及文化等新奇事件。他被感染、被激动，决心仗义执言，为农**动鼓与呼。

    对于同一件事，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考察归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出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文章叙述了湖南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要措施。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的形势，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好得很。”报告旗帜鲜明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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