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活活烧死，皇帝连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用绝食的办法来抗议。
明太祖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没有把商人当人，结果现在商人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大粮商和盐商加上海商和官员勾结，彼此分享权力和利益回报，在这个利益集团之下，皇权都是碰了钉子，没有任何办法，于是民间是越来越富，朝廷却是越来越穷困。
到万历晚年，计算收入。
粮食是分夏税和秋税，结果在万历三十年左右来计算，夏税米比洪武年间少收了九十万石，而秋税麦子比洪武年间少收了二百多万石。
这还是在人口比洪武年间最少增长了十几倍，耕地面积也大为增长的提前下！
洪武年间耕地是八亿亩，米麦全年税收是三千二百万石，到了万历年间，降到了两千七百万石。
平均每亩耕地的税收才是百分之三的税率！
后人说明朝皇帝穷奢极欲，税率惊人，其实是完全的胡说八道。就算是把杂派驿站使费全加上，平均一亩地不过是百分之五六的税率，远远低于汉唐。
这也是万历到崇祯朝廷不得不几次加税的原因，就算是三次加税，税率其实仍然不高，在江南湖广闽浙，没听说因为朝廷加税而民不聊生甚至造反的记录。
百姓日子难过，西北和河南是天灾，加上明朝悲剧的体制下没有救灾措施，事后又没有赈济，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后，田主对佃农的盘剥。
清朝建立，沿用的还是明朝征三饷后的税率，根本没有减税这一说，只是在某些御用文人的宣传之下，好象清朝真的减税了，其实清朝入关到康熙年间，战乱不绝，要真的免税，哪有钱支撑它打几十年的仗？
清朝运气就好在，一六五零年前后，小冰河时期结束，天气回暖，冬季有雨雪了，这样北方农民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土壤，而且又有玉米和番薯这样的耐旱作物引入，清朝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农税都是这么低，更加不提明太祖根本看不上眼的商税。
在宋时，海洋贸易一年有几百万贯的收入，茶、盐、酒、铁，一年有超过千万贯！
到了明朝，却是一切成空。
到明初时，因为元朝对中国的压榨，中国千年积累的财富几乎被抢光，铜钱和金银储备极其匮乏，根本连宋的十分之一也没有。
没有金银铜，商业也基本被破坏，于是明太祖觉得既然如此，反正商人也是坏人，干脆就不要商业流通，政府收税以实物为主，发薪水也基本上是以实物为主，并且连徭役什么的也是以实物。
如果万一有需要，那么政府印一点钞票就是了。
这也就是朴实的小农思想，根本就没有一点经济意识，大明宝纱没有准备金，根本就成了一张废纸，实物交纳到几十年后就证明必须要变革，否则朝廷无以维持，根本养不起官员和军队。
至于某地收的粮食奉命送到某卫所的蠢事，后来就更加行不通了。
虽然明太祖的制度实在不高明，后人却也没有办法全盘推翻，农税如此，商税也是如此，只能在原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根本无济于事。
到了崇祯年间，任何提高税收的行为都是罪恶，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象杨嗣昌这人，不可否认有不少的缺点，但名声之坏，主要还是因为他支持崇祯加税。
光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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