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小伙的模样了，穿着打扮也讲究了。我们那时候正值青春发育期，脸上偶尔起个粉刺之类的小疙瘩，大家都戏称之为“青春美丽痘”，我对此从不以为意，任由其自生自灭。可国江却非常在意，对着小镜子挤呀挤的。他自己挤还不算，只要一看到我脸上出个小痘，就非常热心地非要给我挤，我可从来没让他挤过。
国江家住在红霞街，是个居民大院里的平房，门前有木板帐夹了个小院子。国江经常请我到他家去玩。国江的奶奶当时60多岁，是个很精神的小脚老太太，一口山东话，为人非常开朗热情。他妈妈40多岁，是位非常和善的中年妇女。他还有两个哥哥，都大我们好几岁，个子很高，都参加工作了。我每次去，国江都把我领进他家的一间小屋，然后拿出些非常秘密的东西来招待我。他搬出一架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放上一张黑色密纹老唱片，随着唱针刺着旋转的唱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一些声音就如同穿过久远的时空隐隐传来。有民国时期号称“金嗓子”的周旋唱的“桃花江”“何日君再来”等歌曲，有相声大师侯宝林说的相声段子“夜行记”等。听着这些歌曲和相声，就如同走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时文革已经7年了，这些歌曲相声在当时无疑是最标准的“靡靡之音”，是“黄色歌曲”，“封资修”的货色。这些东西不知如何躲过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在1973年的夏天，在一个民间的低矮小屋里，面对我们两个尚不谙世事的少年，顽强地表现着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我一方面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这些是“毒草”，是“封资修”的东西，应该批判；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感染，享受着偷吃“禁果”的快感。
国江还经常偷着借给我一些“禁书”看，有《济公传》、《琥珀连环》、《小八义》等，也有《大卫.考伯飞》。真正是“封资修”的“毒草”啦。
应该说，在文革时期，在“左”风盛行的文化荒漠时期，是国江给我打开了一道窥探传统优秀文化的门，在我当时完全被红色思想灌输的心灵上，留下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关于转学降级的事，我跟爸爸说过。爸爸批评了我，他告诉我，这就是变相的逃避下乡，绝对不可以考虑。此事就作罢了。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国江因身体有病留城安排工作了。在我下乡期间，每年过春节国江都和同学们到我家看望。我每次探家回来，他都来看我。1976年春节期间，国江和我们初中的几位同学找到我，一起在照相馆合影留念，当时小岛还穿着军装。1979年，知青返城风大起，当时我正在探家，国江专门来看我，对我说：“你当年是主动报名带头下乡的，一直都干得很出色，但是现在你可别想不开，赶紧办返城吧，现在时代变啦！”他是担心我转不过这个“弯”来呀。
在我接母亲班回到哈尔滨后，国江又来看我，他知道我对考大学还没死心，又劝我：“能考上更好，如果考不上也没什么，咱们在学校也没学到东西，咱们这一届几百毕业生有几个考上的？你也下乡辛苦几年了，找个对象，过几年成个家也挺好啊。”
1979年夏天，在我准备高考的最后一天，国江带着高中一大帮同学来到我家，一定要把我找出去到江北野游。他说：“该看的书你都看了，怎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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