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庄严和自豪油然而生。
我和王炎各自领到优秀少先队员的纪念奖品,每人是一本彩色连环画,我的书是《张高谦》，是写当时一个农村的优秀少先队员为保护集体财产与地主分子搏斗英勇牺牲的故事。她的书是《渔灯节》,是写解放前沿海地区一个渔村的渔民悲惨生活的故事。我们的女校长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用毛笔工楷书写“赠给优秀少先队员XXX”的字样。使我非常不满的是，我的名字被写成了“杨丽伟”,大概校长想当然地以为，品学这么好的孩子一定是个女孩吧?
入队仪式后孩子们表演了节目。郭曾若独唱了他的《小松树》：“小松树，快长大，绿枝叶，发新芽，阳光雨露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我们班里的女孩们还集体上台合唱了几首歌。她们都穿着花裙子，化了妆，很好看的。我在台下看着，羡慕极了。
这个儿童节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中央5月16日发出著名的关于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我的儿童节和全国的孩子一样结束了。再见到它已经是10年后，我早已告别了儿童时代，再有儿童节只能是给自己和别人的下一代儿童过了。
在此之前，我还不太记事；在此之后，又10年没有这个节日，所以，属于我自己的儿童节我只记得这一个，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儿童节。
随着妈妈的转业,我们离开了211医院，全家都搬到道里区高谊街的爸爸家去了。妈妈家跟爸爸家终于合在一处了，而我还在211医院附近的松拖子弟校继续上学，妈妈的意思是为了不耽误学习，让我读完一年级再转学，这样我就走读了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
从高谊街我家走到新阳路的无轨电车站，大约要走半小时，如果能顺利坐上车，至少还要走15分钟。学校是七点半上课，所以我天天要起得很早,六点多钟就出了家门。走到电车站时正是早晨上班高峰时间,车上人挤得要命,上不去下不来的,我那时才不到八岁,也没人接没人送,那时的家长可真放心。
有一次上学，车到站了，我挤下车就往学校跑，从车前头跑着准备穿过马路，一辆自行车飞快地过来正撞到我腿上。骑车的是个小伙子，个子高大，背着个书包，戴着滑冰帽，他紧急刹住车。我俩对视了两秒钟，他没吱声，骑上车走了，我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走进学校，上课铃声已经响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挤不上车，迟到了。等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我就怎么也不敢进学校,又不敢回家,就在学校门口徘徊。往里走走,又往外退退,下课铃响了,我就赶紧离学校门远一点,看到班里的小朋友尽情地玩耍,我却生怕他们看见我。直到上课了,我才敢又走近校门。第三节课上课后,孙老师从学校走出来,看到了我,她惊奇地问：“你站在在这儿干嘛？”我吱吱唔唔地说坐不上车来晚了,她说：“快进去上课吧！”我这才走进教室。
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终于结束,我又考了全班第一。
我要转学了。办手续那天,我到学校的一个办公室去,站在门口等着,屋里一个女老师拿着我的资料在看。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夕阳从窗外照进屋里,正好把女老师的侧影,逆光地照向我。她吸着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形成一幅奇妙的图画。一时的寂静，女老师叹口气,转脸看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唉!好学生都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