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陈为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返回哈尔滨。中共三大的《劳动运动决议案》和《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均有应在哈尔滨创设党“所能支配的新闻机关”的要求，这也是党中央交给陈为人、李震瀛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一方面陈、李二人在《哈尔滨晨光》报努力工作，积极采访，辛勤付出，稿件质量数量都超出一般。另一方面陈、李二人非常尊重韩庆昌，协助韩处理的许多事情都适宜到位，树立了他的威信。同时陈、李两位目光敏锐，视野宽阔，见地高远，谦虚谨慎，也使韩庆昌对他们二人敬佩信任，双方情谊日益增进。
韩庆昌是一位有激情的爱国人士。面对20世纪20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他一心要在救国方面有大的作为。他效仿京、津“十人救国团”发起伟大的“五四运动”，参与组织了“救国唤醒团”，在哈尔滨“也搞一搞”大的举动，他们在发动哈尔滨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公众的注目。韩庆昌在“救国唤醒团”内部也得到同志们的赞许。他们共八人创办《哈尔滨晨光》报时，韩庆昌被推为社长，并获得了哈尔滨粮食交易所(张学良的资本)的投资和哈尔滨商会借给印刷机、铅字等的帮助。正在《哈尔滨晨光》报社日见兴旺的时候，又得到了陈为人、李震瀛两位高手的相助，报纸的社会声誉渐有起色。同时，陈、李二人鼓励韩庆昌干大事要有勇于进取的精神，使韩庆昌对陈、李二人更加亲和一致。
平常三人闲聊和谈论《哈尔滨晨光》报的发展时，每每听到陈、李二位讲他们见过的境外报馆，讲上海、京、津的报馆经验，韩庆昌也听得心驰神往。陈、李二位认为报纸和通信社各有各的长短。通信社是新闻总汇、新闻收发、新闻翻译的地方，国外有无线电报设施的通信社，消息来自国内、国际以及地方，关涉全世界。但它要通过报馆才能与读者相遇。而报馆的报纸，倒是和读者直接相遇，但若没有与通信社联手获得广泛的新闻消息，报纸的作用也只能限于当地一隅，当然，如果报纸和通信社联手，扬长避短，既有通信社新闻消息的辐射，又有报纸与读者直接见面的实效，那才是最理想的。在谈到《哈尔滨晨光》报能不能与通信社联手时，韩庆昌知道哈尔滨地方的通信社，都把采访到的新闻用油印机印成小册子向本市报馆递送或邮寄，新闻时效很差，向外埠寄送时效就更差。于是他很自然地想到可不可以和东三省无线电台联系，共同创立一个通信社。陈为人、李震瀛就顺着这个思路表示赞成。他俩认为东三省无线电台①台长刘瀚颇有爱国情怀，为人豪爽大方，在几次的接触中感到刘是个干事业的人。不过电台是军事机构的电台，也许有困难。韩先生和刘先生是老乡，如果探探路也无不可。三人想到了一起，大家兴致更高了。韩庆昌期望创办通信社以后做些大事的心情也达到了迫切的程度，就提议让陈、李二人认真考虑，写出一个方案来。
很快，陈、李把《哈尔滨通信社成立公告》、《哈尔滨通信社简章》、《哈尔滨通信社职员办事细则》和《哈尔滨通信社社员规约》等章程文件写好，送到了韩庆昌面前。韩庆昌见到公告中说“我们要想应付一切事情、解决一切问题，自然要先明白一切事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