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自打1982年大学毕业，一直就在校园里待着，其间也再作冯妇，做过学生，读研和读博，但还是被人称为老师的时间多。余生也愚，行事总是赶不上点，大家都奔东的时候，我即使不往西，也会待在原地不动，因此，一辈子被视为怪人。自我解嘲，所谓怪人者，无非像苏东坡的爱姬朝云姑娘说东坡的肚皮——不合时宜。不过，不合时宜的我，虽然时时碰壁，总是跟领导弄不来，但自我感觉，上课也好，带学生也好，还算认真。从来不讨好他们，碰到我认为不可容忍的错处，也会大光其火，一口气训上半小时。尽管如此，在任何一个学校，我都被学生算作好老师那一小堆里的，能教他们点什么我保证不了，但可以保证绝不占学生的便宜，不吃请，不收礼，如果学生有难，还能帮上一把，并不需要他们还钱。
好为人师是所有做老师的人改不了的毛病，毛病的表现之一，就是总想着多教点东西给学生，喜欢说，而且说得多。现在想来，其实这样唠唠叨叨，还真够人烦的。能教点什么，还真不好说。眼下，真假错乱，是非颠倒，你说的，无论怎样，都脱不开四个字：不合时宜。说实话，自己感觉有用的地方也不多，但是，我相信，天下有老师心肠的人，碰到学生，大抵还是会这样多嘴下去，而且从来不求回报。
但是，不求回报的老师，如果碰上势利眼的学生，还是会不舒服。这样势利眼的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乎历届都有。在大学里，院系里的领导，一般来说，都是教授。有领导资格的教授，实际上是学官，尽管有的是学而优则仕，但当官之后，也没有心思放在学问上了，更何况好些人其实是仕而优则学，有了官衔，才有了学衔，学问就更谈不上了。但是，没学问的学官教授，大多受学生的欢迎，尤其受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人的欢迎。一朝做了学官的学生，走起路来都比别人神气不少，多少都会沾一点官气的光，有机会，出国交换什么的，他们优先。至于身为现任官员的兼职教授，就更是走俏，好些学生挖空心思往里钻。尽管这些兼职教授，既无学问，也没时间指导，但是，只要做了他们的门生，就等于国民党时期的黄埔生，毕业找工作无须发愁了。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虽然已经没有了民国时节追名师的狂热，但如果遇上好老师，总是会保持最大的尊敬，照毕业照的时候，如果自己心仪的老师没来，是会上门去请的。但是，等到轮到我们做老师的时候，也许是我们水平太低，没有老一辈的名头，学生也没了那份尊重。毕业照相，只消领导在场，学生也就都妥帖了。多少次我这个他们眼中最好的老师不在场，也没见人有过抱怨，去找就更休谈了。2009年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展江没出现在毕业照相现场，学生全体高呼：“展江，展江！”让我既感动，又嫉妒。
作为一个老师，最感痛心的，倒不是学生对你淡漠，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里求学之风日息，而功利之心日涨。认真求学、喜欢读书的学生虽不见得一个没有，但比起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少了。很多学生，宁可围着领导转，也不围着老师转，对公认有学问的老师，虽然还有几分残存的敬意，但多半敬而远之。最常见的是两类学生：一类是大多数，上学无非混个文凭。用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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