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所以说“穷小子一夜之间变成大富豪”，在宋朝绝对不是痴心妄想。这样优越的制度，却仍旧挡不住人性的贪婪，在宋朝仍旧有很多人铤而走险，收受贿赂。
宋神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心急如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样的道理，普天之下的银子，也都是他皇帝老子一人的，怎么能让这些姓赵的银子都被贪官污吏卷回自己家门呢？于是他就针对官员收受贿赂这件事情制定了法律，这条律法说白了也简单，就是说，凡是领取了丰厚俸禄的官员，一旦发现收受贿赂，哪怕只有100钱，都要被流放，这流放的年数和收受贿赂的金额成正比。
而另一项罪状“重惩赃官”其实和“重禄法”非常相似，只不过是多了个死刑的设置。但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的时代，死刑往往成了摆设，就连蔡京这样大奸大恶之人，最后也都只是被流放了事。所以说在宋朝，死刑恐吓人的作用比它的实际用途要大得多。
尽管这种“刑不上大夫”的朝中风气使得宋朝出现了很多奸臣，也出现过宦官权力过大，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也有很多忠臣在这种风气中获得了能够直言的权利，这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刚正不阿的包拯，比如说以大局为重的寇准，比如说一马当先的“杨家将”等等。据史料记载，寇准当初为了说服宋真宗能够御驾亲征，在朝廷之上，他口若悬河、舌战群雄，甚至把口水都喷溅到了宋真宗的脸上。
这种事情发生在历朝历代，估计都能够成功地激怒皇帝，就算不满门抄斩，也得办你个“忤逆之罪”。可是在宋朝，宋真宗并没有因此而生气，甚至还重用寇准，御驾亲征。
与其说“刑不上大夫”是对士大夫阶级的一种保护政策，倒不如说是宋代皇帝对待士大夫们的一种包容。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包容，才能够让宋朝的政治呈现一片清明之迹，也是一种变相的“言论自由”吧。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中，朝廷官员才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明，同样也是百姓之福、朝廷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