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存在留下空间。一种普世性的道德劝诫必须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保持某种宽容，因为人们的需要和考虑是千差万别的，不能齐一待之。所以，考虑到荀子竭力称许一种超迈于世的“修洁之名”，他的那些颇受诟病的劝说，完全可以视作他在坚持最高标准的同时而为的一种济世之行。只要“义理”和“操作”两层了然不混，在二者间拉出一个腾挪空间，对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参照苟子的其余论说，他标榜的“修洁之名”的现实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却成了真正的问题。
按荀子的说法，礼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为人类生活的必然。纯粹从说服的角度看，他的这种论证明显具有相当效果。人对必然事物有一种自然的顺从。正如人皆知非利刃无以析木，故采薪之时必负斧斤；他们一旦认识到礼的必然性，为什么要抗拒它呢？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服从礼，实际上是在服从一种必然性，更进一步说，礼与人类生活中的其他必然事实没有本质区别，它之所以吸引人们，并非由于它激发起他们特殊的崇高感，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只能服从于“事实的盲目力量”。这样一类盲从于必然性的追随者，对他们所尊奉的东西，不可能有太多的自豪感，而更多的可能是无奈；然而，如若人没有一种由于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怀有的自豪感，如何能立愿追求“修洁之名”？并且，对这种自享其芳、不屑于世的“名”的向往，本身就蕴含了一种类宗教的情感，它承认或至少模糊地感觉到，有某种高于自己也高于现实中一切事物的东西存在。在荀子消解了“天”的神秘色彩之后，这种东西只可能是必然性。但必然性并不高于人，而仅仅是比人更为强大。屈服于必然性，显然完全不同于自愿地、饱含热情地追随高于自己的事物，它既不能给予人尊严，也意味着不自由，可没有尊严和自由，“修洁之名”的真实性又在哪里？这样，荀子劝人自洁其身、崖岸独立的最后一丝机会，就变得渺茫起来。
因此，荀子所灌输的“天”的观念，实际上比他表现的或想像的要更加重要。他将“天”说成一种纯自然的存在，其初衷不过在辟“机祥”，祛除时人的迷信倾向。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坚决而不留余地的态度，或许就走得太远了。这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Icarus，他父亲警告他说，飞行时一定不要太高或太低，否则将堕海而死，因为他的翅膀并非其身体天然的一部分，而是用蜡固定在身上的。培根借这个故事表明，无论是在追求德性的道路上还是在知识的领域内，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度，犹如穿行于两处同样危险的地方(Scylla和ChaIybdis)之间，需要非常小心并具有判断力，才能始终走在狭窄而安全的中道(themiddleway)上。讨论“天”时，苟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神秘的“天”和自然的“天”之间找到一条“中道”。不过，他的论说似乎表明，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在二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或许是因为他过于痛切地感受到迷信的危险之处，而像勇敢的Icarus一样迅速地飞到了另一极端；也可能是由于他并未将两端的危险等而视之，为了更安全地远离迷信的源头，慨然跃入自然的“天”之中。但是，他不太在意的危险，有可能是孔子很关注的；他不备一想的“中道”，也很可能是孔子所珍视的。孔子既示弟子“无所事祷之意”，又明“祭神如神在”，即意在维持人心中的虔敬感，同时又努力使这种虔敬不至沦落为迷信，这无疑同他在类似问题上曾表现出的克制的立场颇为一致。他这种刻意在超凡事物与人间事物之间维持一种微妙平衡的清明态度，蕴含了对神圣之物适当的虔敬和对人的自由有节制的认同，让人既葆有内在的自由，又使这种自由不致蜕化为狂妄并最终落入无所凭依、无所忌惮的状态。如果没有这种适当的虔敬感，他的“天命”感从何而来？他所说的“仁”系挂在何处？反过来看，如果他对“天”没有某种超自然的感受，他的虔敬感又如何可能？
相形之下，荀子的表现则更为畅快淋漓。为了予人行动的理由和自由，他毫无保留地申言“天”的自然特性，将“道”完全归于人。虽然他很小心地将礼的制作权力仅赋予智虑超群的“圣人”，然“涂之人可以为禹”，“圣人”与常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圣人”的制作在根本上仅仅是一种谋划。但是，人怎么可能对他们有望成为的人产生敬畏感？又如何可能尊敬一种地面上的谋划？可如果没有这些，人何以能够怀抱着一种隐秘的自豪感遗世独立？荀子将人从不可及的权威那里彻底解救出来，只能把他们留给了地上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虔敬感所要求的适当距离，而这一距离，对于激励那些对迥异于地面景色的风光感到好奇的人，本来是不无裨益的。虽然他也曾言“弟子勉学，天不忘也”，但是，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只偶尔讲一两次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相反的事情，他言之不厌，有可能消融了他那些灵光一现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