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于自己的“恶性”之中，因为，在申言“性恶”的同时，苟子也表示，人是可以被教化或影响的。正因此，他特别在《性恶》篇末劝人学于“师”、“友”：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於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此节之前，荀子又勉人以“上勇”、“中勇”，更突出了这里的劝说意味。他对举事“贤师”、友“良友”同“与不善人处”的完全相反的后果，显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巨，戒人慎择其所学所处。这里，荀子没有再讲“性恶”，反而甚至言及“性质美”。这不必视为其表达上的矛盾或疏忽之处，而应该看成他的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即便“性质美”，也需学于“师”、“友”，更何况人之“性恶”。由此，他不仅缓和了由“性恶”说可能带来的紧张感和悲观意识，予人以“善”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愈发突显出“师”、“友”之必要。这并不是荀子在《性恶》中第一次谈论“师”。《性恶》开篇即点明人“必将待师法而后正，得礼义而后治”。篇末再论“师”，除示人以为学之道外，从论说策略上讲，也可以视为对篇首讲“师法之化”的一个照应。这一照应并未完全把握“性恶”论所指向的“礼法”意义上的“圣王礼义”，它显然更为实际，是在“圣王礼义”未成事实之时，针对个人的带有某种补救色彩的说法。本节引文论及的“师”，也不能涵盖作为“师法”一端的“师”的全部意义，因为，荀子所说的“师法”，并非“师”与“法”的简单相加，而是与“圣王礼义”同义，激发他倡言“性恶”——这也可说明他何以在《性恶》篇首证及“师法”的必要性之后，即对“师”避而不谈，转言“圣王礼义”。“师法”在何种意义上与“圣王礼义”重合，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涉及荀子关于“教”的特殊态度，不是《性恶》一篇所能回答。5．2官师合一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