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欲以静，天地将自正。”反过来看，这也可以部分地理解为，悬之以“名”，则人必有求“名”之欲。在此欲望的驱动下，人必陷于争，由此或不免于行伪以博取声名，故王弼日：“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名虽美焉，伪亦必生”。关于这一点，另一些古代思想家的评论更加尖锐：
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跛好知，争归於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老子日：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见誉而为善，立名而为贤，即治不顺理而事不顺时。治不顺理则多责，事不顺时则无功，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以上诸子对“名”的批评，固然大多出于特定的思想立场；他们所称许的“道”，也与荀子所谓的“人道”大异其趣，故在某些他们视作“伪”的有“为”之处，正是荀子力劝人们学为“君子”的地方。但是，这些批评表达了一种洞见，即“名”一旦成为人们行动的内在驱力，就难免引发一场追逐声名的“战争”。人们可能同在其他任何一种战争里一样，不恤其“道”而各施其技。由于“名”是人们最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目标，他们很可能会忘记，或者说，会故意忽略：真正的“名”本是建立于实实在在的相应的德行之上的。德行的养成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由德行自然散发出的声名更非一日之功，很多时候，它甚至是不可期待的。在此情形下，“名”欲有可能驱使人们选择捷径，以表面的德行婉转邀誉于他人，或不务修身而虚饰其不能之行，或随波逐流、以众好为好。如此之类，即不讳言“名”的儒家也绝对不可能赞同，故孔子刺“同流合污以媚于世”的“乡原”为“德之贼”，孟子更称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过，如前所论，“伪”的现象其实是彰显各种“名”所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就此而言，道家多主“无名”，在相当程度上，乃是鉴于“名”可能导致种种混乱和诈伪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斩草除根的断然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