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横家者流，盖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所谓“行人之官”，按《周礼》，有大、小行人之分，前者“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后者“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此以王事言。如诸侯之“行人”，则为聘问之使人。要之，均主酬酢应对，“谕言语，协辞命，”精通言说技巧，务以达成使命，可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孔子以擅于“颛对”论“使”，正是此意。战国之时，王官失守，礼崩乐坏，诸侯之邦交更加强调使者的灵活权变能力和语言应对技巧，这一点，观《战国策》即可知。故纵横家之术，既有古老的源头，也是时势所需。就此看，荀子论“谈说之术”，不必然出于纵横家术，而更可能源自一种古老且正统的言说传统；并且，他也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特别注重说服的技巧。因此，他的“谈说之术”实则与纵横术同源而异趣。纵横家以辞辩博取功名富贵，故无技不施，以至于“上诈谖而弃其信”——以张仪欺楚怀王一事观之，更可明班固此语正对纵横家者言。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使人，虽然也如纵横家一般通达权变、善于辞令，但“行人可不有私”，其所言所行，皆以完成使命为目的，而非为谋取个人私利。荀子主张“以仁心说”，正是他们的这种“受命而不受辞”的风格在特殊时势之下富于时代色彩的表现。
荀子讲“辩”或“谈说之术”，也许会被看做仅仅是谈论或传授说服技巧，与苟书的其他论说关系不大。只有仅在口头说服的意义上理解说服的具体形式，才会有这样的看法；而从先秦典籍看，书写是另一种很重要的说服形式，如李斯《谏逐客书》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苟书没有具体或明确的“上书”对象，但是，既然荀子意识到说服的必要性并公开讨论“谈说之术”，就应该考虑其诸多论说与“谈说之术”的关联。这种关联之必然与重要，章学诚的以下说法可予相当程度的证实：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日：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此处不仅再证纵横术确出于行人之官，也明战国文章与纵横术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追溯至古老的《诗》教。《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一基本精神，上引文实已表露无遗，更详言之，则无如皮锡瑞之论：
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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