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极有可能妨害人们当下的生活。以子贡的问题论，任何一种答案都可能使人们偏离固有的生活轨道、破坏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依循传统生活，在孔子看来，则是人最应该关心的问题。进一步看，对“真相”的了解之所以可能有害于现实生活，乃在于“好的”生活方式并不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有时，它甚至要求忽略这种“真相”，简而言之，“应当”与“是”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并不会促使像孔子那样的先贤对世界产生理论认识的兴趣。他们普遍怀有较强的现实感。这不只影响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体现在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方面。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安排好现世生活。由于“真相”并不能指导人如何生活，也就不存在一种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客观价值标准。所以，对上述一类问题的回应，在他们通常表现为断然的决定。决定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以及决定实现“好”的生活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如果再考虑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常常将这类“决定”与政治勾连起来，其主张所带有的“权力”色彩就会显得愈加浓厚。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不可能仅仅是书斋里超然的观念之争，很多时候不免带有硝烟味。

    从战国儒家的角度来看，论争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其他学说的批驳。这在荀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孟子以“无君无父”而“距杨墨”，甚至以“禽兽也”斥之。这种批评如此直接而激烈，看起来未免有点像谩骂。他明显以儒家的价值立场为评判标准，凡不符合标准者均在当“距”之列。任何论辩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共识之上，只有建立双方认可的“可通约的”尺度和坐标，才有可能展开论辩。孟子“距杨墨”，将自己的结论当作前提，以直接的批评单方面取消了“论辩”。他实际上不屑于这种论辩——其背后有一种不容争辩的传统主义的立场。

    尽管荀子对孟子有不少批评，但对传统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同样采取了一种信念性认同的态度。较之：孟子，他对诸子的批评更加广泛。由于其批评更具体且富于理l生，因而更像是论辩(尤其对墨家)。在论辩中，他建立了一个低于儒家立场的价值平台，试图从这个非独断I生的平台出发，通过一种更为对等的“讨论”，最终达成在观念上维护日渐衰颓的传统生活方式(礼)的目的。由于以较低的价值为起点展开讨论，他不得不提出有利于维护传统生活方式的各种论据，他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辩护，也就更像一种论证。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一种论证。但正如对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来说，其所有关于信仰的论证都不是出于自我说服的动机，而是服务于传播信仰的目的；对荀子来说，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信念不但毋需任何理由，而且是给予他论证和论辩动力的重要源泉。在他提出的论据中，很多涉及现实功效的问题，如人的自然欲望的满足、“福”(相对于“祸”)、“存”(相对“亡”)等，他的基本立场因此可能被误解为一种功利主义。但是，暂时抛开其写作技巧不论，在不同现实功效之间，选择某种功效，在可能产生同样现实功效的多种方式之中，坚持传统的方式，这本身无法用功利主义解释，相反，倒暗示了他固有的价值立场，而这种价值立场恰恰是建基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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