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开端是无法追溯的。这就意味着，荀子先前所说的“先王制礼”并不是礼的真实源头。更为重要的是，“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的说法暗示，荀子自己也不知道礼所来何自；但与此同时，他又极为关心“礼起於何也”的问题，花大量笔墨对之进行讨论，并作出明确回答。这一矛盾非常明显，完全不能以思想的内在矛盾来解释。结合以上的讨论，这只能理解为，荀子所谓的“礼之所起”与礼的真实起源(“由来”)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进一步说，他讲“先王制礼”并非意在说明礼的真实起源，而是另有目的。

    荀子论“先王制礼”的主要目的，可以从《淮南子‘修务训》中找到线索：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於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阎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於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按此处，古之论说者，通达人情，以“能人说”为要，而不拘泥于“事实”；托言上古“圣王”，并非因为实有其事，而不过是为其主张寻找能够说服“世俗”、“闰主”的权威根据。在他们，历史事实的运用服从于现实目的，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构造“事实”。这也可以视为荀子对“历史”之用的理解——其所谓“善言古者，必有节於今”，即显明了这一点。关于古人这种灵活、实用的态度，张舜徽讲得更为具体透彻：“周秦诸子，每谈到自己所提出的议论主张，必高远其所从来，以求取得时君世主的重视。自然免不了在介绍他的理论时，过分地夸大它，把它说成至高无上、莫与比伦的神秘物，藉以提高它的作用和价值。”可见，荀子论“先王制礼”，是借“先王”的权威为礼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由于“先王制礼”的说法本身并不见得“神秘”，其用意就很容易被掩盖了。如果说这是一种“欺骗”，也非荀子有意为之，因为他已经明示过他对待历史的实用态度。何况“托古”也是先秦古籍的“通例”。不过，较之一些古代著述，荀子托言“先王制礼”还有更深一层的论证意义。从其关于“礼之所起”的论述看，他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讨论“礼之所起”，通过追溯到所谓的礼的“发源处”，进一步确认礼的正当性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按戴维·施密茨(DavidSchmidtz)的说法，就制度的产生过程获得的正当性，是一种“(基于)发生的正当性”(emergentjustification)，荀子运用的论说策略正近于此。不过，“(基于)效益的正当性”(utilitarianjustmcation)概念，更能描述荀子论证的关键之处。他“证明”礼“发端”于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要求并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其实就指出了礼的实际效用，由此“效益”也成为礼重要的正当性基础。就当时的普遍趣味而言，这种论证很有说服力。但另一方面，对荀子来说，礼的正当化从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问题，而是运用论说技巧，说服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过程。因此，他的论说与现代意义上的“正当化诉求”其实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他的论说中，论证的基础及论证本身都是工具性的；所谓政治共同体和礼的起源理论，只不过是他为证明礼的正当性而搭建的桥梁，自然以实用为指向，不免使他的论说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因此就可理解，何以有论者指出，荀子以“功利主义”解释政治共同体的起源——循此诠释思路，他关于礼之起源的说明显然也可同任此责。实际上，他甚至可能更为功利，因为，即便他真的就礼之来源作出了功利主义的解释，也很难看成他自己“真诚的”想法，倒更多是基于现实考虑而为的一种权宜的论说策略，换言之，他不过是在“功利地利用”功利主义c3．2礼的“自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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