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辩者的评价，主要见于《非十二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此处专门针对惠施、邓析而论。二子书皆不传，唯惠施之说略存于《庄子·天下》，兹举二三例以稍见其基本兴趣和倾向：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一直以来，对这几个命题的解说并无大分歧，且见于众多论著，不赘。要之，皆着重于思辨，以玄妙辞辩破除寻常之见，其基本兴趣仅在于形式化的言说即语言技巧本身，并不关心事物的实质。通过这类思辨，固然有可能打消一般人对于高下、生死等的执着，但于生死之事毕竟无建设性看法；而且，就其辩说的内容来看，破常人之执并非其立论的主要动机。这就可以理解：虽然庄子同样也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却何以反讥惠施“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具体地讲，惠施之为辩说，根本只是出于“胜人”的动机而玩弄概念、巧取声名。他与庄子是形似而实殊。至于邓析，刘向叙录《邓析子》，言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明确指出，其于好坏、对错并无任何固有的立场，而不过逞弄口舌，摇摆于两可之间，以为便利；弁州山人更将邓析与纵横家同论，并谓其“小人之言，往往出于机心之发”，“固市井舞文之魁也”，愈不齿其人其说。上述看法正可作荀子《非十二子》相应部分的注脚或补充。总的来看，对于名辩之言，古人的看法大抵不相悖，一般“诋为诡辩”，太史公谈虽力持公允之论，也承认辩者“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关于名辩家的纯理论兴趣，现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始较为学者所注意。不过，荀子显然不认同辩者们的这类兴趣。

    辩者长于逻辑，精通论辩的技巧，“能遍辩人之所辩”，故荀子言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这在他看来，只是表明他们“不恤是非然不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从这一点来看，辩者很像古希腊的“智者”：“不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只要发现一种说服的技巧，这样他(们)在无知者中出现时就显得比专家更有知识。”换言之，他们“对真理漠不关心，也不热爱智慧”，而只爱好“与智慧相伴随的荣誉或名声”。辩者有类于此。荀子看到，他们之为辩说，其根本动机在于，矜人所不能之“怪说”“琦辞”，显弄机巧辞锋，务以胜人为意，以博取众人称誉。故此，他特别提出：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不辨是非，以难为高，好为他人所不能的“苟难”之行、“苟察”之说，均是激于一种欲高标、突显于人群的冲动；这种冲动若没有更高的理想作背景，就会带有盲目性，只有在赞誉声中才能获得虚荣的满足，毕竟依常情，声名是超出众人的重要标识。从这个角度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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