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这里，荀子驳斥相术的要点在于，以“心术”之善恶代替形貌之善恶论吉凶。关于“心术”之善恶，他又以君子小人之别来分辨。在他的语境里，所谓君子、小人，显然是以合“道”与否论。于此可知，他实际上是依“道”来反驳相术，关注点明显在“道”。但问题是，相术着重于判断人们的吉凶祸福，而并非论定他们为“君子”或为“小人”；换言之，相术之所以能吸引人，完全不在于它能作出道德方面的评价，而在其功利方面的论断。鉴此，荀子有必要在说法上靠近相术的价值标准，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他直言“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并提出了一个经验性的论证：

    ……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夭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值得注意的是，尧舜汤禹等与桀纣的对举，表面上只是显明他们的外貌与其功名境遇完全无关——这里运用了相术的吉凶标准；但一个无需明言的事实是，他们也有君子小人之别。这样，荀子“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的说法就有实例可依，落到了实处。．荀子反复申明相术“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暗示了当时相术普遍为人称信的状况及其作《非相》的必要性。这正如吴虞所论，荀子以时人“多惑于相术，视人骨相，以知吉凶贵贱，复著《非相》篇极论之。以为世俗所称，学者不道，与辟机祥同一精神者也”。因此，荀子“非相”，乃是针对现实而发：

    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於女子。……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论议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乐论》篇末，荀子述“乱世之征”，“其容妇”显居其一；而“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显然领此风气。这表明，在痛斥当时病态的世俗品味的同时，荀子也暗示了其时可谓“乱世”。他对“其容妇”的社会风貌的批评，固然体现了其基本的趣味倾向，但其趣味的养成当得益于传统的熏陶，故他实际上是在表达时代风气对传统的悖反——这从他说相术为“古之人无有”也可见一斑。上引文中，荀子先将这种堕落的风气归因于“论议之卑”。“卑”即是他对相术的基本评价。紧接着，他以一个劝导性的问句“然则，从者将孰可也”，很自然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礼。这个结构与《天论》比较相似。与自然异象的神秘化一样，相术在根本上也与“道”相对立：若以天生骨相为吉凶之兆，则不必也不可能“守道”，因为，从广义的“天”来看，人的相貌与天地异象一样，皆是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自为的，也是某种“天”(天然)；而荀子所渭的“道”则是切切实实的“人道”。故他要论礼之当为，必先排斥相术。他不离“道”而“非相”，在此过程中时时以君子、小人对举，即在于此。所以，他著《非相》的主要目的，仍在于解除时人的观念之“蔽”，扫清其“守道”的主张所面临的思想障碍。

    总的来看，荀子辟“机祥”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当时流行的种种突出的迷信观念。考察其富于现实感的辩驳，可以看出，他更加关注这些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所导致的有害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消极地看待吉凶，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在当下过一种积极的符合礼的生活。只有揭示那些迷信观念的虚妄性，才有可能在根上拔除有害于“道”的行为方式。因此辟“机祥”可以视为一种观念上大扫除：通过清除那些具有欺骗性的有害观念，为“道”的灌输留下一块干净的地盘。在此意义上，辟“机祥”确实可视为一种“解蔽”。不过，因为“机祥”之类在认识论层面上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并由于荀子的讨论带有某种观念化的色彩，辟“机祥”很可能会被看做是无神论的必然结论。但是，无神论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具有知识论的背景，而荀子不具备这样的背景，也缺乏建立这种背景的兴趣和动机，因此，倒毋宁说，无神论是其辟“机祥”必然会导致的一个后果——从他毫无保留地拒斥神秘事物来看，他好像并没有试图避免这一后果。辟“机祥”针对的固然是迷信，但荀子坚决的态度使得宗教可能生长的土壤也一同消失了。对他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当他将“道”视为完全意义上的“人道”时，他似乎已经不需要这一土壤了——也许正因此，他对迷信观念的清理才表现得如此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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