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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分析，《水浒传》作者是把宋江作为批判的、否定的，甚至是反面形象来处理的，认为作者让宋江那样说，是为宋江“架空晁盖”，篡军夺权，日后实行投降主义路线张本。这是不符合《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实际的。《水浒传》作者是竭尽全力把宋江写成一个“全忠仗义”的正面人物，对宋江充满了同情。《水浒传》作者之所以要宋江出来说“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是因为这个意见只有他说出来才合适，因为他是“新到头领”，并且是新到头领的代表。宋江这番话是一种谦让。是说：“都别谦让了！你们先来的一拨坐主位，我带来的一拨坐客位！”这种“你请上座，我们坐下座”的坚持，不是什么“迫不及待地发号施令”，不是什么“指手画脚”，更不是对晁盖这位领袖不“尊重”，而恰恰是出于对晁盖和梁山元老们的尊重。
第六次排座位是在晁盖中箭身亡之后。有人说，这次排座位“值得瞩目的是：以前总有个‘议定座次’之类的说法，表明对‘排座次’此等大事，起码是经过众头领‘议’了一下的。而这次却是由宋江一人说了算的”。
这么说，又是《水浒传》作者对宋江“独裁专制”的批判。其实不是的。这次排座位之所以不议，是因为没有为排座位再费笔墨的必要了。从文章布局的角度看，这时已写到第六十八回，离七十一回最后排座位只有一两回了。所以这次排座次只是决定谁接替晁盖的问题，并没有排座位的必要，实际上也没有排座位，有的只是岗位的安排。这当然用不着讨论。所以不能认为《水浒传》作者意在批判宋江“专权”。
第七次即最后一次排座位，其座位表是预先埋下，宋江叫人在埋下的地方挖出来。这是假借“天意”，避免争议。这次排座位，基本上不是论功行赏，而是按社会地位、门第和出身来排。关胜排在第五位，在林冲的前面，因为他是关云长的后代。李应本事、功劳都比不过阮氏三雄，更比不过鲁智深、武松，但却排在第十一位，在鲁智深、武松前面，只因为他是跟祝朝奉地位差不多的地主员外。秦明、呼延灼也比不上鲁智深、武松，但他们排得更高，一个是第七位，一个是第八位，原因是他们原来是高级军官。李逵因出身是狱卒，所以排在索超、刘唐的后面。石秀表现突出，劫法场跳楼救卢俊义，祝家庄打探消息，对梁山事业贡献很大，但由于他是樵夫出身，又是杨雄的佣人，所以排在倒数第三。燕青表现更出色，但由于他是卢俊义的仆人，被排在倒数第一位。阮氏三雄从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开始，是梁山事业的开创人，但因出身渔夫，所以排在最后面，不如穆弘、雷横。
最后这次排座位，除了门第、地位外，还从道德上有所考虑。如孙立，社会地位很高，打祝家庄做内应起到了关键作用。《石头孙立》和《花和尚》鲁智深、《武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都是《水浒传》的前身，当然都是《水浒传》的主角。但在三十六天罡里，孙立却没有份，被捋到地煞第三位。察其原因，虽然他在打祝家庄中起到了别人所不能起的关键作用，但毕竟是出卖朋友，有点“缺德”，既不符合当时的道德原则，又不符合江湖义气，这大概就是使他屈居地煞的重要原因。
从排座位可以看出，《水浒传》作者的思想并未摆脱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
不过，梁山排座位仍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就是从总的方面看，大家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第一位、第二位，我是第三十五位、三十六位，你是天什么星，我也是天什么星。不管原先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也好，你是官吏我是百姓也好，“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再从分工上看：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这儿，宋江和郭盛，卢俊义和孔亮，秦明和邓飞，关胜和郝思文，都是“并列关系”，大家是“平行四边形”。宴席上，有福同享；把关守寨，有难同当。这又跟封建制度—咆括官吏制度、军队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又具有进步意义。
卢俊义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无功而位尊。令人不服。人们一直在试图对卢俊义为什么能坐上梁山第二把交椅作出解释，但多数解释都属于猜测。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