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楚等州，邀呼官吏，横行涯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
宋人蔡《铁围山丛谈》卷一：“山东有王伦者起，转斗千余里，至涯南，郡县暨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宋史·仁宗本纪》：“庆历三年五月，虎翼卒王伦叛于沂州，七月乙酉，获王伦。”
《三朝北翼会编》卷六十二：“……大盗王伦，转掠江涯。”
对这位“大盗”，何心的看法是：“或许他是个聚众起义的首领，与宋江晁盖有些相像，所以《水浒传》作者不管年代先后，也把他扯到了梁山泊去了。”
王利器先生进一步认为：王伦是北宋第一个在京东涯南地区——其地区大半与宋江活动地区相同——竖起农民革命旗帜的。那一次革命，也确实轰轰烈烈，震撼了赵宋王朝。除了上述材料，还有《东部事略》、《麈史》、《厚德录》、《宋史》等，都一再地提到王伦，可见赵宋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对于王伦事件，一定是念念不忘的。对于宋代历史知识最为丰富的施耐庵，他写《水浒传》，组织了王伦去开山，又发动了林冲来夺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王伦第一个在赵宋王朝相当富强的时候，从它的心脏地区搞起革命来的，他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历史意义是肯定的。《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宋江全伙受招安时，宋江对众弟兄总结梁山泊的斗争事业，他说：“自王伦开创山寨以来，此后晁天王上山建例，如此兴旺。”宋江肯定了王伦的历史功绩。但王伦没有完成他的历史任务，他那失败的经验也是应该批判的。王利器列数了“群众对王伦的批评”、“下级对王伦的批评”、“当时成千上万农民的呼声”等等，“批判地肯定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农民革命的道理，创造了作者理想中农民领导者的形象……”
照王利器先生的分析，施耐庵写白衣秀士王伦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上的王伦革命进行科学地总结，从而创造了理想中的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宋江。
这位理想的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就是：“盼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王伦起义于庆历三年(1043年)，下距宣和三年(1121年)宋江投降，时间相隔七十八年。王伦是流寇式的，没有当山大王，与当山大王的王伦风马牛不相及。
5．刘唐是《宋会要》所载的刘唐吗？
《宋会要辑稿》记载：“至和二年，七月十一日，以博州氏蒋宪为三班奉职东西路安抚司指使，仍就赐笏，以告获京东剧贼刘唐等五人，特录之。”
王利器先生认为，虽然刘唐被蒋宪捕获距宋江起义已六十多年，但当时刘唐活动于京东一带，被称为“剧贼”，必定有许多英雄行为的故事流传民间，而京东又为宋江活动地带，因之，《水浒传》作者就把刘唐捏合成为三十六人中的一员，从而写出了赤发鬼刘唐的故事。
这又是主观猜测。《水浒传》作者把刘唐捏合成“赤发鬼”，是怎么“捏合”的？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这仅仅是两个人偶然重名。“京东剧贼”刘唐与“智取生辰纲”中的刘唐毫无联系。“智取生辰钢”中的刘唐是山西民间的创作，而不是京东剧贼“流传民间的故事”。
6．史进是据兴州称帝的史斌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
查“宋江之党”中无史斌其人。《要录》的编写者可能记错了人，把史进记成史斌了；或系道听途说，把传闻作为史实而记载下来了。
7．双尾蝎解宝是济州山口贼解宝吗？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七：“……建御营，以王(韩世忠)为左军统制，诏平济州山口贼解宝、王大力、李显等，所向剿除，升定国军承宣使。”王利器先生认为这个被韩世忠剿除的济州山口“贼”解宝，当是《水浒传》中绰号“双尾蝎”的解宝。“他在老家登州受土豪压迫，才逼到济州山口去作贼耳。”
这是把《水浒传》中的“解毛争虎”这个故事当成了历史事实了；小说中的人物拷贝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要“考”，要“证”，不能凭猜想推测。
《宋元话本钩沉》中，《石头孙立》中有一个片断说到“双尾蝎解宝”。解宝、解珍是两个地头蛇，由于是兄弟俩，人们称他们是“双头蛇”、“双尾蝎”。争虎原来不是与毛太公争虎，而是跟石秀。是石秀打死了一只老虎去登州城卖，被解珍、解宝所夺，结果被石秀打败。龚圣与《三十六人赞》说双头蛇解珍“左啮又噬，其毒可畏”，说双尾蝎解宝“反其常性，雷公汝嫌”。他们的绰号说明他们原来是反面人物。《水浒传》中把争虎的故事进行了改造，目的是引出孙立反出登州，以便让孙立参加三打祝家庄当内应。由于把解珍兄弟由恶霸型改造成善弱型，《水浒传》对解珍兄弟的绰号就没有解释一一也没法解释。不但绰号没法解释，孙立反出登州的整个故事都叫人难以置信。这是由于《水浒传》把解家的家庭成分改了的缘故。一个猎户，会有提辖作靠山；猎户受欺负，会引出那么大的事件。这都是为了故事之“情”，而违事实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