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特申请辞去”，视若浮云。

    “中国院士制度的最好出路是取消院士，而非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兵一言以弊之。

    他的话并不全是情绪的流露。3年前顾海兵开始关注并研究院士制度问题，2003年初，他牵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在4个月时间里，参考了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相应机构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院士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探0改革方案，并发布了《吸引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改革并改掉我国院制度》的课题报告。

    我国两院院士人数太多，目前已经突破1300人，与庞大的院士数量成鲜明刈比的是，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2年已降至第25位；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已连续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奖则4年空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6年来都没有出现有说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面对这位教授的诘问，千多名院士没有一位出面作答。

    如果院不是国家规定的“代表了工程科学界的最高成就”，如果院士不足权力远大于义务，如果院士不是终身制，会有这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57他认为中国院士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制度上。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若能当选，那就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更诱人的是，院士意味着巨大的利益。优厚的待遇再加上经济利益。院就意味着功成名就，就意味着身价倍增——如此了得的“入场券”怎能不人趋之若鹜呢？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十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虽然国家津贴仅有200元，但地方政府和院士所属单位都会提供极好的物质待遇。

    据《国际先驱报》报道，2004：年新疆出台的“两院院士待遇9条规定”中规定，几在新疆工作的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每月额外发放院津贴1500元；住房面积按150～180平方米标准执行；院士出境开展学术交流要保证经费。广东一所普通大学则为所有愿前来兼职授课的院士提供每月1万元的津贴。还有更诱人的，广西曾出台一项引进人才的政策，规定凡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经费。

    官本位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根深蒂固。“校长一长行，院长一走廊，处长一会堂，科长一操场”是对高校官本位大环境下官多兵少现象的生动写照。“兵”虽然少，但却并不精。正式工玩，合同工转，长期临时工看，短期临时就是少而又少的教师队伍中，也是混的多，干的少；用于副业的精力多，用于专业的精力少；用于内耗的心思多，用于教学的心思少；想当官发财的多，想做学问的少。

    由于高校盛行的官本位，教不了书的搞管理，搞管理的论资排辈当领导，整个高校中“权术”重于学术，“权术带头人”多于学术带头人。教师地位最低，滥竽充数，得过且过，以至于“教授不如狗，讲师遍地走”成为流行语。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竞争经济，经济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人才素质、能力的竞争(而非学历、官阶的竞争)，人才培养导致教育的竞争，高校之间的竞争最终是对名师的争夺，是名牌的竞争。学校没名气培养不出好学生；学生没水平找不到工作；毕业生找不上工作学校就招不上高水平学生甚至招不上生；招生状况不佳大家的日子便不会好过。这便是要创名牌名校的原因。因为名牌大学不是名在大楼上，而是名在大师上；有名师学校才有名气，有名师才出高徒。

    学术界惊呼：“硕士热，博士热，就是学术不热；论文多，论著多，就是学问不多；人选证，获奖证，就是学风不正；文凭高，学位高，就是学养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一年的全部科研经费总合为1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大型科研机构(国家健康研究院)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

    而在中国，科研资金大部分投向了短期内即可获利的应用科学，而基础科学研究要想争取本来就数量不多的资金，也往往是在一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如果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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