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心中的郁闷，却立即在别的老师那里得到强烈的共鸣。各种嗓门的声音像波浪一样响遍了北大的每个角落。
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的一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看来，这就是说没有留过洋的不能当北大的教授。“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马就走人。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大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已退休的钱理群愤愤地说，“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于是，“海归派”与“本土派”开始争吵。“本土派”尖刻地指责，改革是“海归派”企图抢占地盘的发令枪。
北大校园网上的一个帖子说：“为了去掉近亲繁殖的虚名，而把自己辛苦培养H{来的大量优秀学生推到外面，这无异于是对北大的犯罪。”
马卜就有人出来反驳：“所谓拒绝本校毕业生留校会导致师资水平下降，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假设是：高考优秀一本科优秀一研究生优秀博士生优秀。”
就在这个时候，张维迎发表了他著名的广场演说。他动情地说，北大的学牛小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演讲得到部分学生的共鸣，而他个人却成众矢之的。
网上的一些文章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张大教授”。有人说，对张大教授实在不敢恭维，就因为从牛津得了个博士，就牛皮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就是一个“死读书的货”。
连校长许智宏也被这些言论吓了一跳，“没有料到，各方面的反响这么大”！
“有的兄弟大学的校长跟我开玩笑说‘人家正要逃出火海，你怎么反要跳进来呢？”’许智宏回忆起刚刚当北大校长时的情形，现在才深切感受到了何为“火海”。
以许智宏的性格，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就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机缘巧合，1999年，中科院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考虑是否愿意出任北大校长，朋友和妻子都力劝他“不要往火坑里跳”，原本就只想从事研究工作的他却书生意气地被两个理由说动了：报答母校对自己的培育之恩；利用北大和中科院，尝试着把科教结合在一起，试图改变他眼中中国科教体制_卜教育与科研彼此脱节的弊病。
在他刚刚过完57岁生日后，北京大学校长名录第30任的位子上写下了“许智宏”三个字，与严复、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名字排在一起。
许智宏的办公室是在北大赫赫有名的“贝公楼”。楼前的草坪上立着两个据传有300多年历史的华表。这栋北大主楼一反传统建筑中主建筑坐北面南的圭臬，直对西面的玉泉山。据称当初的设计者特意让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与玉泉山上的玉泉塔东西相望，“贝公楼”就在这条独特的东西向的“北大中轴线”上。
在北京城四方为形、南北为轴的城市布局中，坐落西北郊的北大似乎极力显示出自己的不同。曾有学者说过，北大尽管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却远非世界第一流大学所能比拟。
就在北大校园吵成一片之时，未名湖边，林荫深处，蔡元培先生的铜像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文弱瘦小的身体力撼“北大老酱缸”，顶着压力解聘了一批教员，同时大力聘请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一时间，激进的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来办刊物，搞白话文运动，自由主义的胡适、保守的梁漱溟以及拖着棕色辫子的怪异辜鸿铭，全都汇集红楼，北大至此开始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
86年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进行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蔡元培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聘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在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为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便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的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
“比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术学于德。”1907年夏，蔡元培到当时的世界科学心德国进行研修。以后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罔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