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编制的定编方式有班额制、师生比制两种。如果取平均数，即一个高中生一年的教育成本为4000元，52个学生的成本则为20．8万元。成本与实际的收入相比，那么一个班级每年的教育缺口是64万元。
王校长据此提出他的问题：从办学者立场发现的事实，如果放到地方政府整体背景观察，结论却不那么令人乐观——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仅仅教师吃饭，就占了财政的60％。能够正常发放教师的工资就很不容易了。
教育乱收费的原因就不难找到：缺乏监督、经费困难、资金截留——首先是学校受利益驱动，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其次是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校自身经费困难；第三是教育资金被有关部门截留、挪用。
中学如斯，大学亦然。高层的教育部官员与基层的实际办学者，都真诚地感叹，“中国的困难确实还是在发展中办大教育”。这层中国现实，教育专家金熙斌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历程时称，“我们60年代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后乏则是以国家为主的多渠道筹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制止教育乱收费的通知措辞一年比一年严厉，查处力度也似乎一年比一年大，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愈演愈烈？
不少专家指出，治理中小学乱收费问题不能只在每年春秋两季搞“运动”，现在很多学校甚至掌握了打击的周期，风头紧时规规矩矩，风头一过，照样变相收费。
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是各级政府对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不少地方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教师的政策性补贴也有相当比例需要学校自筹；而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标准普及，硬件设施更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教育经费缺口很大，不少学校连维持日常运转都困难，甚至靠借贷度日。
一方面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也极不平衡。据介绍，目前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教育投资的9％，省级财政承担13％，合计只有22％，而国家投入的9％大部分进入国家直属大学，省级财政的13％大部分进入省属大学和部分中学，剩下的绝大部分投入需求下达到下级财政。
与中国教育经费结构构成相异的是，教育在美国州、地方政府经费支占绝对优先地位。即便如此，多渠道的教育投资仍然在教育总成本的l／2以上。
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拨款大多来自政府预算，即政府日常收入所依赖的各项税收，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联邦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收入的主要基础，以联邦资助的形式，提供给各州和地方。美国将4．4％的个人所得投资于教育。消费税是州政府收取的最主要税种，在美国有40个州以公共消费税为主要收入，这也是州支持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2002年，美国州征集的消费税总共1304．2亿美元，约有33．2％的税收用于投资教育。
财产税是地方政府支持教育的最主要经费来源。在美国，设有独立学区的41个州中，学校从地方税收人中获得的教育资金97．4％是由财产税提供的。
美国人拿不到人均年收入一半的钱培养一个大学生，我们则必须拿出人均年收入13倍的钱来培养一个大学生！
2003年10月1日，教育部长周济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总政策辩论会上表示，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将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同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特别要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要密切高等教育与科技创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结合。
如果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收费制度不变，中国高等教育很难真正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大1为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束缚了人们的心智，而它的高收费制度义枉某种程度上榨百姓的血汗钱从而使人们陷入百般不得翻身的境地。
教育乱收费作为一个“牛皮癣”，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集权。
缺乏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治权力如此，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小小一个收费权，其实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权能资源可以分立：收多少钱，怎么收钱，应该是有规则的，那么由谁来制定收费的规则呢？这是收费中的规制权；山准来执行收费的任务呢？这是收费的执行权；最后是收费的收益权，也就是收来的钱由谁获益——这三权类似于政治体制中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