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的办学经历，感觉就像走钢丝，每当半夜醒来就想学校的命运……”这个身心疲惫的30岁男人，早早就谢了顶，与照片上6年前大学毕业时英姿勃发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250万元的债务黑洞终于使金龙·杰星中学陷入生死攸关的当口。
占地过万平方米的金龙中学位于宾阳县城的中间地带，一进校门，脚手架包围着尚未完工的两幢教学楼。这两幢分别为5层和7层的教学楼，建差不多有好几个月了，因为缺钱。
在简朴的小平房里，几个初三的女学生满怀期待地说，等新楼盖好就不苦了，不过那时她们也要毕业了。
这是金龙中学经历的第二次大搬迁，每一次搬迁他们就要耗掉一部分小动产。而今年6月的这次搬迁使金龙中学大伤元气，先前投人的60万元教学楼改造费用由于合同期满只能以20万元出让。忍痛割爱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缺乏200万元资金购置那片颇具规模的1．7万平方米地皮。在困境中他们选择和杰星中学合作的道路——后者拥有办学场地和一部分校舍，教学质虽却不容乐观，而金龙积累的教学品牌和办学规模对其颇具吸引力。
但这个看似“解困”的选择却再一次将金龙“套牢”。两校合作后，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已投入不少于550万元，然而负债总额却超过250万。政策的壁垒使他们对打开教育市场的资本通道深感难言之痛。
1999年5月20日，一份由南宁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局颁发的《通知》称，“经我局调查核实”，金龙中学在招生管理，收费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即日起停止其招生资格”。
当地教育官员对此也是难消块垒。据称，宾阳县一所非法民办小学——“芦圩镇新城区小学”未经允许就无证招生，以其低廉的费用一下子“抢”走了800多名公立学校小学生，一些公办学校有的班级竞只剩下两个学生。“无证办学，情况恶劣；已经批准的又不听管理。”教育官员对此颇为头疼。
从5月26日到6月3日，金龙中学先后组织20多名师生到县、地区、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了3次集体上访，一时震动南宁地区教育界。得以让学校躲过封杀的命运，但“从轻处罚”的直接后果是金龙中学只能“限量招生”。
“社会力量办学在现阶段还很脆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命运要万分小心，这条路走得万分艰难。你会常常觉得痛，但说不出来。”韦世祥心里很苦。
“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教委，在教育界，教委和公立学校的利益是一体的。同样是管理，政府的工商部门与国营、私营工厂问为何没有经济上的冲突呢？因为从归属上工厂不归它，虽然从感情上它倾向于国营企业，但国企的钱缴不到工商局去。教育行政部门则是公立学校事实上的拥有者。”一些民办学校如是小声抱怨。
2000年暑期，许多民办学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危机。由于普通高校连续扩招，使得本来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民办高校遭遇招生寒流。抢生源、打虚假广告，这种无序激战更被认为有“杂牌军”、“游民部落”的嫌疑。在京城火车站，许多民办学校的招生队伍之间差点上演了抢人大战的闹剧。
一些民办学校派出精兵强将四处游说，锁定这些落榜生的班主任或“对考生影响最大的人”，取得考生第一手资料，然后打电话、寄发资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希望考生们能在大学门前“刹一脚”，留下来冲刺更好的大学。由于这些学校开出的条件都颇为优越，有些考分不错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考生甚至连生活费都可以不交，完全白吃白住还享受“津贴”。
在忍受政策歧视、社会歧视的同时，民办教育还得在应试教育的评估体系中生存下来。先争取生存的权利，然后才能谈得上突破。
2004年，中国(成都)民办教育峰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份民办教育宣言，它宣称，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
宣言认为民办教育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必须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寻求新的理念、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政策工具”以及“融人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潮流”。
教育部长周济2004年1月6日表态，教育产业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只简单地解决了费用转移负担问题，而并未真正解决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可产业化的服务”的品质管理与营销管理的落后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