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钱，奖学金的钱作为补助。她和我的对话都是中文，因为我一进门，她就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就顺水推舟了。
欧莱雅的“二面”通知得很晚，放假前有一个参加最后面试的十人名单，但是一直没有电话通知，1月28号，我已经回到家几天后，才接到她打到我家里的电话，听说我在家，她说等开学后再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可惜一直就没有消息了，打过电话问总是说等待，现在也就不了了之了。
南方报业集团。这是我最想去的报社。在此之前，我已经在集团下属的报社实习了两周。笔试是公务员考试的卷子，有些事先知道的人采取了先写作文后做数学题的策略，是比较成功的。面试前一天，班级组织圣诞活动，而后在茶馆和一老师聊了一通宵。第二天下午正睡着，手机响了，让我一个半小时后去金陵饭店面试。我惟一一次集体面试，也是很失败的一次。还没睡醒，讲到一半时脑子突然空白，不知道讲到哪里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我没能进入集团的录取名单。
伤心沮丧后，我并没有放弃我的目标。当我打听到集团下属报社在3月份还会有一次招聘时，我告诉自己，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三月份的上海，阳光灿烂。和面试官聊后的第二天，我被告知录取希望很大。当时我已经在南京日报集团的《周末》报见习，并得到了深圳《女报》的邀请。
两周后，我被《南方都市报》录取了，随即我婉言谢绝了《周末》老总的挽留。这段失而复得的经历告诉我，要相信自己，不放弃。
金地房地产开发公司。金地的招聘会是在东南大学，南大的门口只有一张小小的海报。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诱惑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职位，使我决定去看看。很快，我就得到笔试通知。笔试是在宾馆的房间里进行，半小时写篇题为《选择》的文章，要求1500字。没有椅子，我只好跪在梳妆台前写。等文章完成后，手和脚都麻了。
第二天的面试依旧在那个房间进行，不同的是，这次我坐在沙发上。面试的是个南方人，操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问的题目大概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面”差不多。我回答时，他频频点头。“二面”是在上海，到了那里，我发现公司在上海的分支才刚刚建立，规模不大，只有几间写字问。等了一会儿，走出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跟在后面的女秘书招呼我到另一个房间。也许是心里早已决定了人选，那个“老板”随意翻了翻简历，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女孩子的工作很难找吧？”我愣了一下，回答：“某些专业存在着性别歧视，女生确实工作不很好找。”接下来几个问题居然是问“你们学中文的人”对“9·11”事件的看法。而后又问我，“研究生期间学些什么？”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对不起，我是本科毕业。”
话不投机，走出办公室我就知道没戏了。
南京日报集团。就这样折腾到了寒假，很累了。当时没有能去南方报业集团的打击让我心力交瘁。那时南京日报通知我面试。南京日报集团是我在第一次参加南京市应届生招聘会时投的，也是惟一一份。之后，我再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招聘，一般这种招聘质量和机会都不如学校里的招聘。那次“人潮”的经历也是颇让人后怕。
南京日报笔试是自己出的卷子，有五题诗句填空，其他大体是把一篇300余字的通讯改写成500字以内短讯并附评论。还有一篇读后感。这是我求职过程中写的最后一篇作文。
快回家前，通知早上8点去面试。平时晚睡晚起的我那日早上7点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上了公交车，幸好排得前面，速度似乎也很快。进去后三个巾试官，一个拿着我的简历翻，一个微笑着，一个板着脸。翻简历的让我自我介绍一下，那人问了几句简历上的问题，便说，可以了。于是我又迷迷糊糊走出门，上了公交车，在车上睡过了站。回宿舍睡到中午，心里还在想，刚才我是不是做了一个梦？之后很快接到了南京日报的见习通知。一过完节就必须回南京。那时还有《厦门日报》、《海峡都市报》的机会，权衡一下媒体发展，我决定先去见习，再等待机会。
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在《周末》实习的一个半月里，报社给了我很多出差采访的机会。一个人在上海、无锡、温州到处跑，有事情做了，心情也好了。后来，报社领导得知我有其他去处时，曾极力想挽留我。在那里，我欠下了不少人情债。
故事讲完了，我投了简历的单位绝大多数都给了我笔试或者面试的机会。由于我的目标集中在报社，所以投的其他单位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