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锐的消费理念体现得纤毫毕露。然而，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现代大学生也潮流般地加入到了“负翁”一族，让人对传统意义上“白衣飘飘、远离尘俗”的“象牙塔”的消费实力不敢小觑。
《中国青年研究》调查显示，大学生这一群体内部在经济消费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其中年消费最高的达到1850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0元。大学生年支出均值为8383．96元。这其中有92．7％的大学生把家庭供给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占其总消费的70％以上。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统计，38．1％的特困女大学生每个月从家得到的生活费在100元以下，每个月生活支出在100元以下的贫困学生占28．7％；15．7％的特困女大学生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5．3％的来自城市家庭。
大学生这种“特殊现象”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不可回避的是，这种心态中还掺杂着日益强烈的对下层人士的不信任。穷人对社会贡献小，依赖性强，借贷信用差……流行的说法是，“无恒产者无恒心”。
在这种病态的社会需求面前，负债消费在家境清寒的学生群中尤为突出。当节约在高校成为难以启齿的话题时，不少贫困大学生“打肿脸充胖子”，拿钱包装自己。
贫困大学生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听任一个“穷”肆无忌惮地“折磨”贫困学子，则可能对他们未来的价值观、心理素质、信念等产生深层伤害。学生物质上的贫困，固然可怜，但贫困对他们精神的“折磨”，很可能影响其一生。
随着这种“仇贫心态”的蔓延，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危害社会的“极端案例”。最为典型的，要数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了。
2004年6月17日上午，连诛4名同窗的马加爵终于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这个属于毕业生告别的季节里，几个月来的梦魇和罪恶终于随着枪声的响起阃上了句号。
很多人为他惋惜，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骄子，在他举起铁锤砸下太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也悄悄地改变了。本来，他可以与那4位同学在临别的酒席举杯畅饮的，可如今，他不得不与那4位同学一样，躺在冰冷的地下；本来，他的父母可以与天下的父母一样，静静等待享受儿孙福的，呵如今，他们不得不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剧痛……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马加爵算错了一道题，而这道题，是他短暂一牛中最大的错误—l+4=0。
1981年5月，儿子出生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马二村农民马建夫为其取名加爵，“加官进爵”，正是这个贫困农民对后代发自内心的期盼。
在高中毕业以前，马加爵的经历，基本上是一个寒门子弟发奋图强的故小。一直到事发前，马加爵年年都能得到贷款，一年三千多到七八千小等。用调查情况的林志强老师的话说，“他是相当贫困的”。与别的贫困生不完全一样的是，马加爵从没有用贫困争取任何同情，甚至是回避这样的话题。林老师说，和他谈学习谈志向都可以，但提到他家里的贫困，“刚开始表现得不感兴趣，问多了就明显地有些反感”。
不管马加爵愿不愿意面对，贫困的经济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活方式。同学见到的他“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别的消费”。而敏感好强的加爵足不愿意让同学看到自己的吃饭内容的。
而马加爵每天所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色彩斑斓的交际世界。昆明本地的学生最突出，一般家境好，消费高，“新款手机、摩托车从大一就有了”。有的同学一次就买几百块的游戏碟，专挑正版的。云大校园本部通向东二院宿舍区的近500米的圆西路是学生们最集中的消费场所。近百家饭馆、服装店、咖啡屋永远生意红火，3公里外的“昆都”夜总会也是一些同学的光顾地。
一种特殊的“仇贫心态”日积月累，慢慢变成了对社会的报复。虽说举锤子的动机只是在一刹那问。
还有一个关于贫困的故事发生在大洋彼岸。1890年5月，凡·高用手枪结束了他10年的绘画生涯和37岁年轻的生命。
这位艺术大师在世界绘画史上卓越的地位和他一生的贫困与磨难的反差给后人带来的思索并不让人那么愉快，他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他离世后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财富：而他生前却是那么的贫困，1990年，凡·高死后的一百年，他的作品《加歇医生像》在一次拍卖会上被日本第二大造纸商以8250万美金捧走，创下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可是，凡·高生前只在1890年卖过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幅作品在1890年：《红色葡萄园》，当时的出卖价值是400法朗，合现在60欧元，不到100美金，这幅画现被收藏在普希金博物馆，巨大的升值利润和他生前的贫困就像他画中浓重而鲜亮的色彩在世界的绘画史上涂上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