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试卷一页，中国真的养成了“考试情结”(第1/2页)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必须把它看做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
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
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这样的后果直到科举制度废除100年后，还有着严重的后遗症。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无论在教育史上，还是文化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然而各大媒体好像约好似的报道得很是轻描淡写，只有《新京报》破例重点报道，深刻剖析。教育部、文化部，包括各中小学和大学也都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即使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刻有进5万余人姓名的孔庙、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等地也没有相应的活动。
唯一一个关于科举的活动是9月2日一4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学者149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说出了大实话：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关于科举制度的是非得失“盖棺尚未定论”，不过争论与研究的焦点已经从政策层面的保存、改革、废止的争论转移到了理论层面的科举制度历史价值与现实影响的探讨。
令人意外的是，与会专家均认为近20年来，内地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科举终结百年，从官方到民间已经没有了关注的目光，只有学界还在思考科举对中国1300多年的影响。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五四”一代人时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一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这一代，我们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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