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试卷一页，中国真的养成了“考试情结”(第2/2页)
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为目的。他们中很多人都选择了教书、研究、撰稿、编书、办报刊等作为终生或相当一个时期的职业，大学、书局、报馆、银行、研究机构……这都属于他们的岗位，他们在这些位置上发光发热，一个处于朝廷之外的社会有了精神支柱和实际的有形的平台，一个与旧的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新型社会由此而生，这是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们都理解不了的新时代，一个多元的、千姿百态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推进文明、服务社会，而不是把自己毕生的才智“货与帝王家”，做官从政仅仅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选择。
文化学者傅国涌如是评论：尽管鲁迅、胡适等人以后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自由撰稿人也好、大学教授也好，不管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还是学术研究，他们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社会层面，这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是朱熹、王阳明、曾国藩们所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景象只有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科举制下，人们便不能摆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年大梦。
华东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臧克和教授坦言，一种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可以多元多样，但载体的核心则是贯穿其中的某种文化体制。废科举，倡新学，制度转换之间，实质是文化学术的转型。事实上，作为文化制度形态的考试，至今也没有被否定得了。人类只要需要选拔，就仍然需要遵守一定的考试形式。只要是考试，就是“戴了枷锁跳舞”，也就是今天所说共同遵守“游戏规则”。现实中的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特别是像语文一类科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人们的指责，似乎也不比被废除的科举受到的非议少到哪里去。
人们阅读《儒林外史》的心理大抵是：既无情嘲讽范进之类为科举制度所异化扭曲，又同情那班跳出科举束缚之外的才子们的漂泊无依。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发出如此诘问：2005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此千载难逢或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科举百年？
他呼吁，应该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
反思这lOO年问我们丢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找到了真正比科举制更好的培养人才的制度了吗？
就在我们废除科举制度前后，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直接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又转过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我们在无法应对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时，怎样从科举历史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启发？正如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所说，尽管科举已如逝去的流水，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不应被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基础。
一个世纪以来，在没有科举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依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和挑战，仍然会遭遇严重的危机。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缺少良策时，反观历史、从我们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就是最好的选择。
科举制度虽然消失了，但当时创设科举制度时所昭示的精神和理念是有永恒价值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