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
所以，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天地之大，够人心驰骋，而在东方古老的文明中，天地之大，让人身安居，所以无穷宇宙里，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
东方的文明，在人间推崇的人之行事里，以无形的大道和习惯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那辜鸿铭曾讥讽过西方，不是教会僧侣借上帝权威吓人（中世纪），便是国家军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而德国米勒利尔在其所著的《社会进化史》里则说：“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古印度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是其宗教出世法之盛，近现代西方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是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之发达，而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梁漱溟说，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之力。”
中国的文明强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所以说中国古人是理性的而西方人是理智的，19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亦说：“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所以梁漱溟由此倡导当谋其融合沟通，体认情理者为理性，考验物理者为理智，中西各有偏长。
基于这般公理当为人之行事的理性而非衡量得失的理智，中国人曾耻于用暴，而让罗素叹服：“世有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7”
中国的文明更在此公理大道款款而行的绮陌中将人分成了几类以作人间自省而独善自身的典范——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圣人和君子都是道德的楷模，落到实践之处，各层人士都各居其位各有其职，而如庄子所说：“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以守法为本分，以名誉为表率，以比较为验证，以稽核为决断，按此法、名、参、稽为一二三四的顺序，来排列百官的顺序；以勤事为日常，以衣食为目的，并繁衍生息积蓄储藏，以照顾老弱孤寡为意志，让其皆有所养，此为民之事理。
这样做人的理念，让初始接触东方的西方人感受到了中国仁爱的光芒，而让莱布尼茨写进了《中国最近事情》——“中国在人类大社会里所获得的效果，比较宗教团体创立者在小范围内所获得的，更为优良。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友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如或有之，便科之以欧洲杀亲之罪，处以绞刑。因此在彼等社会，习惯已成自认，无论对于同辈或下级的人，都竭力讲求礼貌，游我们不惯这种形式束缚的人看来，日常谈话或隔了一日会面的时候，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的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至于中国官吏，更可想象而知。彼等谈话间，从不侮辱别人，亦不得将其愤怒、憎恶、愤激之情现于辞色。可是在欧洲即或殷勤，或恳切谈话，也不过最初接近的几天，一到彼此相熟，便毫不客气，一不客气很快便会变成讥讽，愤怒，乃至结怨成仇。反之，中国人间，无论邻人也罢，婢仆也罢，因为生活习惯的缘故，总是常常保持着一种礼貌。”8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渐渐地这中国最近事情变成了中国最远事情……
这句话的意义，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的话来解释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拼命奔跑的人，为了物质进步，我们慌不择路，一边跑，一边丢东西，等我们跑到终点，不但发现爷爷奶奶偷偷塞到我们贴身口袋里的祖传宝贝都丢掉了，而且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现代人’，忘却了自己是中国人。”
尤其中国文明残存于现代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遭遇到了现代拜金主义的严重冲击，而近乎于崩溃，所以各种有毒食品药品层出不穷，人们眼里只看到用钱衡量的一种人生价值，而再不见那中国文明里上善若水的恩义……
人在世间行事，留下最多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大多都以文字命名，借以彰显、流传：
比如一个人是孤独的，而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再寂寞，所以有了从字，小篆是，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人间大道上；又有了比字，其金文是，两个人并肩而行在生命的征途上。比字与“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说文》里有：“二人为从，反从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