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枝吊钟花回来。我们几兄弟姊妹都躲到大姊——我们叫她蓉姊——房里，几乎彻夜不眠地守岁。这个夜里，四方八面爆竹如雷，几无间断。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都在大姊的照料下，穿上新衣裳，看到父母亲醒了，就涌出去跪拜叩头(一年中叩头只此一次)，口里说着善颂善祷的话(这都是大姊事前教会我们的)。这时，父母亲就给我们分赠红包。连续三四天里，前来拜年的亲友也都给小孩发红包，我们都把它集中到蓉姊那里去，然后由她总计和分摊给大家’，大概每个新年我们每人都可以分摊到二三十元，那时币值很高，母亲给我们的零用钱只是一天五分，一个椰子也只卖五分钱。因此，二三十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从这件事，也可以想见当年父亲的交游颇广，春节里几乎是客人不断的。
我还记得有一年中秋，桌子移到窗前，摆满了月饼、芋头、杨桃、热带果子之类的东西。父亲要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姊姊，穿得整整齐齐的，扮成所谓“金童玉女”，在皓月当空中增添情趣，惹得全家人笑语声喧，都怪欢乐的。
父亲每年有好几次带着全家到外面的游乐园享受丰盛的晚宴，并观看焰火和杂技之类的节目。那时新加坡的游乐园里有一个惊险刺激的节目。一个欧洲人爬上十几丈高的铁梯，在上面的平台，穿上石棉防火衣，然后淋上汽油，点火燃烧自己，到了火差不多烧遍全身的时候，就像一个火球那样从高空对准地面的一个很深的水池跃下，这一来，烈火立刻飞腾池面，跟着就熄灭了，他这才钻出水来，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这个节目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以人命做儿戏的惊险表演是遍及世界许多地方的。
但是，温情脉脉的日子毕竟所占无多。商场的风浪，父亲的酗酒，母亲(不管是哪一个)的病患，以及我们的淘气，都常常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动荡。马来亚一带以出锡矿著名，父亲曾经与人合资开矿，结果失败了。他经常为此唉声叹气，喝酒消愁。家里从此添了一样东西：一瓶作为纪念品的锡矿砂。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最有钱时拥有多少财产。我的生母逝世时，挽幛挂满了楼下的厅堂，打醮打了好几天。我的大姊出嫁时，头上和身上的金饰几达半斤。从这些地方看来，我们的家境是蛮不错的。但大人们又常常为了家用浩大而叹息，有时父亲又得到当铺典当贵重的饰物，从这些地方看来，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的。照我后来推想，在我七八岁以前，家庭经济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后为就破落了，但是尽管破落，也还勉强支撑着一个门面，例如直到回国时，家里仍有一些金饰，就堪为佐证。
我七岁时，曾经在同一条街的邻家念过私塾。现在还有印象的是那天很早吃了有葱(象征聪明)和芹菜(象征勤学)调配的菜肴，然后去见塾师、跪拜挂在墙上的孔夫子像；再后一大群人闹哄哄地跟着塾师念书，读些《千字文》之类的东西。塾师不老，也不严厉，学习到什么，我已经记不住了。隔年我就转到潮州会馆兴办的端蒙小学去。在这里教书的先生和念书的学生都是潮籍人。这学校的对面是一个火车站。门口有宽广的地方可以让小贩摆摊，那里有五光十色的小食，连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来摆卖辣椒米粉、鹰嘴豆之类的东西。我们一般中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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