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往于乡下和新加坡之间。在我们的生母逝世以后(在我七岁时她就逝世了)，她专程从乡间到新加坡来照料我们。虽然她和我的生母关系原本并不很融洽，但是她却尽心尽意照料我们。旧时代有些女性在抚养丈夫前妻子女时，那种忘我牺牲的精神，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我长大后写的纪念母亲的文章，描述的就是我的这位第三母亲，因为她给我的印象，较之我对我的生母的印象还要深。
我1919年初秋诞生于香港。那时候，父亲正在香港经商，大概已经建成一个小康之家了。我们当时住在香港高升街附近，为了庆贺我的诞生，家里曾经请了一棚木偶戏(潮汕人叫做“纸影戏)在附近演出。从这件事可以想见我们家境不差。我小时候的名字叫做“阿书”，学名派光。“阿书”这个名字是父亲找人扶乩时在沙盘上划出来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活动。然而我长大后居然成为一个写书的人，却不能不说是极其有趣的巧合。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从香港迁居新加坡。
父亲对于我，在好处和坏处方面都给了相当的影响，因此这里我想多谈谈他。
父亲的特点是好学、好奇、敢作敢为、勇于助人。他喜欢读书，非常勤奋，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了。他曾经买来两个小西瓜大小的石球，亲手在上面绘上世界地图。我们家有一个酸枝古董柜，专门陈放各式各样的古玩。里面除了箭筒、水晶、瓷瓶、宣炉等等外，还有沉香、犀角、羚羊角、虎乳(结成一团的深灰色的东西)等等。客厅的墙壁上，还挂有一条丈多长的鳄鱼标本。、父亲超脱自许，对于一些和他来往的商人背后的评价往往是“俗不可耐”、“目光如豆”一类的评语。父亲除了爱读书以外，还爱吃各种离奇古怪的东西，例如：鳄鱼、蝙蝠(热带的果蝠，每只重一二斤)和各种野兽的肉，我们从小就都跟他吃过，碰到买上鲎(一种剑尾类的节肢动物)、鳖、乌龟、蛇、蛤蚧一类东西的时候，他还动手亲自宰杀烹制，所以我从小也学会宰杀这类东西。由于商业上的往来，父亲的足迹踏遍暹罗、缅甸、马来亚半岛、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三宝垄、泗水等地(那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未立国)，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常常给我们讲述异域见闻。他的好奇心和冒险性还表现在这么一桩事情上：他青年时代侨居暹罗，当地流行火葬，当时一个小州府设于一个小林子里的停尸场(死尸一般在焚化之前先在停尸场里停放数日)，听说常常“闹鬼”，有人曾于夜间路过附近时，见到有“鬼”在停尸场中出没，吓得赶快奔逃，人们言之凿凿，闹得草木皆兵。我父亲刚巧有事到那个州府去，听后不肯相信，和一个胆子很大的朋友约好，一个夜里，各自持着猎枪和强光手电筒，守在林子旁边，观察究竟。深夜里，果然见到幢幢“鬼影”出现在林子里，他们开枪轰击，并立刻扭亮了手电筒，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向林子的另一方向逃跑了。他们赶上前去，看到停尸场里有个少女的尸体已被拉开了裤子。原来是一个色胆包天的歹徒到停尸场来奸尸，这样的事情原来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我父亲多次向我们谈起这件事。他的好奇和大胆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因为担任米行经理，家境还不错，每次买米时总是大袋大袋地要米行送来(每袋一百公斤)。有些穷苦亲戚前来探访，家里常常一篮篮地赠米。但这还是细微末节。斥资助人，给人担保的事他也常常干。有时被担保的人大败亏输，或者拆了烂污，他就得负责赔偿。为了这些事情，家中时常发生争吵。我们家后来的破落，和父亲为人担保受累也有不小的关系。
然而父亲毕竟是个旧式商人，这从我们家里的陈设也可以推知一二。我们家里只有酸枝台椅、古董柜、中式睡床之类的东西，而没有什么沙发、高级电器之类的家具。父亲只读古籍，极少涉猎新文学一类的作品，而且，他久居商场，也未能免除商人陋习的影响。首先是他爱酗酒，酒量惊人。在香港南北行街经商的时候，他是潮籍商人中名列第三的酒徒。他一天可以喝完一瓶白兰地酒。，当时新加坡的商人盛行喝一种法国“铁线标”白兰地，每樽酒外面都有一层铁丝络紧紧包裹着。我小的时候常被父亲差遣去酒店买酒，买的就是这种牌子的法国货。每次他都是一瓶酒当天喝完，而且不需要什么下酒的菜。但他并没有“千杯不醉”的能耐，喝醉了，时常闹得家里不得安宁，他或者烂醉如泥地躺着，急得我的生母或者三母亲气急败坏地用凉毛巾给他敷额，煮姜汤解酒，或者忙碌地清理着呕吐物，家庭常常由此引起激烈争吵。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由于对喝酒反感，长大后我竟成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一杯“茅台”就足以使我醉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