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1949年春，天久旱不雨。父亲每天早上必问我：“夜间下了雨没有？”现在是什么节气？”“天不下雨，棉花都不能下种？…今年麦子收成怎样？”每次打针，他都向护士们打听针药价钱，打听民食市价。当时，他的双手已经浮肿，还是艰难地弯曲着手指计算着一支针药合几斤小米。他常谆谆嘱我：“天旱不下雨，不要为我多花钱！老百姓收一粒米可不容易！”后来，他竟拒绝在他身上用贵重药物，说是：“大军要过江，前方打仗要用药！”医院领导和大夫们劝他。根本没有用处。没办法，我们只得串通了哄他说：“这全是我们自己的制药厂的产品，便宜，不值钱，一斤小米一支。”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他二十五年如一日，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居功自傲。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第四次大吐血以后的第六日，父亲自知已不能再起，请陆定一、陈少敏同志到病榻前，口述遗嘱，由陆定一同志笔录。当时他正发着高烧，头顶和胸口全是冰袋，舌根早硬，发音微弱，可是他事事不含糊，认真地严肃地对一生工作，进行了检查与自我批评。对新党员的教育问题，郑重地、细致地提供了意见。他完全忘却自己是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当遗嘱笔录完毕，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连连与陆、陈两同志握手，费劲地说：“好了，了一心事！以后精神好，还要补充。”
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同志。他尊重真理，疾恶如仇。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临终前的十五小时，陈云同志在午夜赶来看他。父亲费力地抚摸着老战友的手，含着泪兴奋地说：“陈云同志！您我同患难共生死，相处将二十年。我总不敢称您为朋友。……如今我将一病不起，对自己的生平作为，我细细检查过。今天我才敢于说，我不愧是您的朋友！……”
陈云同志安慰他、鼓励他说：“你站得稳！过得硬！您对得起党！……病不要紧……有医生……。”陈云同志的声音凝咽了。父亲满意地笑了，可是眼泪却籁簌地沿着眼角，徐徐注入耳朵。那浮肿的十指早已不能屈曲的双手，仍不停地抚摸着他的战友的手。
病榻左右的大夫与护士们感动了，在蓝色的灯光下，他们偷偷地擦着眼泪。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临终前四个小时，专家们为他作最后一次输血．进行抢救。因为水肿十分严重，四肢的静脉管无法寻得，不得已动用外科手术，割切表皮及肌肉才找到静脉管，进行输血，可是吊瓶中的血液却不注人人体，而是’从针尖滴滴点点流出来。可怜，父亲的血管崩塌了！抢救已完全没有希望。大夫咬紧嘴唇，流着泪，拔出针尖。他的手颤抖着，颤抖着。金茂岳主任(妇产科专家)泣不成声，他双手在搓揉着，搓揉着，好像在深深怨恨自己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父亲舌根早僵，神志已不清，但却竭尽全力一声声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停止呼吸。
专家们伫立在病榻周围，低着头，流着泪，久久不忍离去。住院医师杨同志哭昏在父亲身旁。张庆松副院长(耳鼻喉科专家)情不自禁地说：“我看到了共产党员之死。看到了可敬的气概与精神。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帝国主义一定被打倒！”
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艰苦奋斗了二十五年的战士，离开他的战友，溘然长逝了。他没有一分钱的遗产留给子女，他留给他子女的是：可贵的革命品质和未竟的革命事业。
在严朴同志病中与殁后，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颖超、康克清、安子文、何莲芝、于若木等长辈，及苏南千百位江东父老，对他殷殷关切之忱是我所永生难忘的。
1949年春，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但即使如此，他还嘱咐我：“你每早写个病情报告给我，短些！三五十字，让我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老夫妇、邓颖超、康克清等长辈，经常嘱秘书或亲自打电话给医院领导，详细询问父亲病情。邓颖超同志在病中，还帮我邀到香港名中医彭泽民为父亲看病。我经常收到四川蜜柑、花旗橘子、名贵饮料等当时市上十分难以买到的东西。是谁送来的呢？谁也不具名，我只得凭字迹猜，是邓颖超同志、是康克清同志、是于若木同志。邓颖超同志还不止一次谆谆嘱咐我：“守护重病号要耐心！不要在父亲面前哭泣！……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父亲在生前虽被请当时北平所有的名中医、名西医来三番五次会诊，但并未得到确诊。6月5日下午，傅连璋同志来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对我说：“你父亲生前并没有确诊，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对此格外心痛；我是个医生，更觉对不起死者。……我希望你能实践严朴同志的遗言，把他的遗体贡献给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