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会一时答不上来；事务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明澈的心灵。第三是职业，留在后边说。我不喜欢体育，跟父亲一个样；长得比父亲高太，是否比父亲强壮，可难说了。就说登山吧，父亲6l岁上的黄山，是人家用轿子抬上去的；我、63岁上的黄山，凭自己的两条腿爬上去的。从这个孤证看，我的身体比父亲强壮。可是就作为发动机的心脏说，父亲73岁害了心肌梗塞，后来没发过；我却61岁就得了冠心病，心绞痛发过好几回。到底谁胜于谁，恐怕医生也无法回答。加上近几年不断加码的超负荷运转，我恐怕到不了父亲的高龄。至于心灵，既不能用天平称，也不能尺子量，就更难说了，只觉得对有些问题，我和父亲一样糊涂，甚至比父亲更糊涂。这样看来，身体和心灵，在我身上都打了折扣，只不知这个折扣打得多大了。
说到职业，我就更糟了，父亲不希望儿女承继他的职业。他说：“说到职业，现在干的是笔墨的事，要说那干系之大，当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非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能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他希望我们子女不要像他那样专干笔墨的事，希望我们子女至少能够站在人前宣告：“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
自己靠别人生产的东西生活，却生产不出一件东西来供别人使用，使我父亲感到非常羞愧。就此成了“剥削阶级”是不会的，我体会父亲所以这样说，正出于他“菲薄自己，达于极点”。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感情，在我父亲的好些篇小说童话和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诚然，我父亲是注重作文的，他写过不少指导读者作文的文章，只因为作文跟说话一个样，是做人的必需，是生活和工作的必需。他从未鼓励读者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也从未鼓励我们儿女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他希望我们儿女跟工人农人一样从事物质生产，能生产出供人家切实有用的东西来，还跟我说过，如果真的有了感受，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可以，写成了发表也可以，作为日记留着自己看也可以，可不要因为发表了几篇东西，就把写东西作为自己的职业。
受了父亲的鼓励和诱导，我非常羡慕工人农人的劳动。所以念完中学之后，我学的是农产制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产品加工。学农产制造是我自己的选择，父亲当然非常支持，还到学校去看同学们怎样实验怎样实习。他也许梦想真有那么一天，能看到我站在人前作他所盼望的庄严宣告。我当时是认真学习，毕业之后还认真干过。如果是现在，我会一直干下去的，也许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拿出一两件新鲜的东西来供人家使用。可那是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农产品成了囤积居奇的筹码，哪儿谈得上正经的加工。我碰了几处壁，结果走上了父亲走的路，先是当教员，后来当编辑，编编写写四十多年，跟父亲一个样，尽干笔墨的事，从未生产出一件可供别人切实有用的东西来。
尽干笔墨的事并非我的本愿，已经干了四十多年，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何况编辑这一行总得有人干，认真干起来也挺有滋味。只是每次重读父亲在30年代初写的这篇《做了父亲》，我总不免感到羞愧，这种羞愧决非“无名英雄”、“灵魂工程师”这类“高帽子”能掩饰得了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和农民。关于“灵魂工程师”，自己也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哪里拿得出一张现成的图纸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