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叔父来信叫我到上海的一家百货商店里去学生意，父亲同意了，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已经受了惨痛的挫败，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当时家里的钱凑不满一笔旅费，只得向邻舍去商借。动身的前一天，母亲和二姐做了最好的菜给我吃，父亲沉默着，似乎在想心事。他平常是很少说话的，高兴的时候，偶然说几句笑话，让我们也高兴。这一天显然他并不高兴。他的思索是痛苦的。
父亲提着行李领我坐车乘船，在轮船上，他买了几种点心给我吃，自己却吃得很少。到了上海，我变成这个新世界里的一个不容易生存的人，一切都觉得不惯，看到一切的东西都觉得惊奇，进店后的一个星期，父亲回家去了，我的头上却生起湿疮来，而且生得很多，姑母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治疗，一直等到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医好。我不能进那家商店学生意了，姑母和我的两个姐姐帮助我进学校，我才开始吸收新知识。父亲的希望虽然变了样，可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在给我的信中，总是勉励我上进的，他只知道凭着自己的衰老的身体过生活，他不可能也不希望如何享福。
我在一家小报馆里谋到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的时候，待遇并不好，父亲却因此得到了一些安慰，他见到自己栽培的一株树苗长得能够结实了，自然是高兴的，虽然他还没有尝到所结果实的滋味。那一年的冬天，父亲给我说好一头亲事，订婚的前几天写信告诉我，满以为我一定会高兴的，可是，我的回信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我不承认这一头亲事，要求退婚。后来据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市镇上接到这封信，非常痛心，回家时忧郁得连脚都跨不开来。这是我在父亲面前第一次做了一个叛逆者。
这一头亲事虽然没有立刻退掉，可是父亲知道我的心绪不好，每次来信总是嘱咐我要顾到健康，生活得愉快些。抗战发生后的第二年我跑到后方来，事前我并没有写信去告诉父亲和母亲。父亲的来信中却问我旅费是怎样筹措的，他以最大的热情来爱护他的儿女，关心他的儿女。
后来，我到了后方的第三年，父亲来信告诉我，婚约已经解除了，他叫我从此应该愉快起来。至于他自己，我想一定在心的深处划了一条隐痛的伤痕，他是宁愿让自己忍受着痛苦的。
近年来，沦陷区的物价不停的在一倍两倍的涨着，家里种了几亩田，可所收获的农作物还要完粮纳税，什么乡务费，又是什么捐，名目太多了。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在他的来信中，总不肯把这种忧愁带给我的。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如何的使父亲的重担减轻些，直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这个重担交给我的二弟和小弟了，我很惭愧，还不知道这副担子有多重。
八年以上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远在他乡的游子渐渐地忘却了以往的各种情景，我将成为故乡的一个陌生客了。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已见不到宁静而又慈祥的父亲的面容，我只能到已经长满了荒草的坟墓跟前去，看看墓前的那块石碑，在石碑的左下角上一定会有我的名字，我将默默地诉说着，你所惦记着的儿子回来了。
1945年3月5日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