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引谭嗣同的话说：“少遭纲伦之厄”见谭嗣民的(《仁学》序。这确实是实在的情形。父亲生，祖父(名振常，清同治年间的举人)已六十二岁。父亲小时候，三周岁就站在书架旁读祖父亲自写的一条条的《尔雅》。听父亲说，到晚间他常是读到两腿僵直自己不能走回去，只好由仆人抱他回到内房去。祖父对于父亲从小管教极严，盼望他将来能考上举人。这自然是封建科举时代要求“正途”出身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伯父(名恂，号念劬，清末曾任驻日本及俄、法、意、荷等国参赞及公使)比父亲大三十四岁，他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考了好多场也没有考上举人，因此祖父把儿子中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五岁从塾师读经书，决不许看闲书。有一次，父亲偷看《桃花扇》，被老师发现，一戒尺打来，眉心上永留下一个疤痕。祖父去世，父亲才十一岁；他十五岁祖母又去世了。在封建时代，“守制”的人是不许考试的，他就只好放弃考试。他还看到在封建的旧礼教家庭中，女子死了丈夫的处境是多么低下惨苦！经济当然不能独立，事事要仰仗他人，看人的脸色行事。这些情况，父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他对于他的母亲特别怀念。他每到他生日的那一天，只是自己单独去照～张像留作纪念，从未做过“生日”。可以说我们的父亲在十五岁以前，是被关在书房里读经书学做八股预备考秀才的一个人。祖母死后，父亲才算得到了自由，和外界有了接触，能看到一些当时的新书，报，如《新民丛报》、《清议报》等。他十六岁的那年冬天，一个朋友送他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本是邹容的《革命军》。他读后思想上受了一番大刺激，以前尊清的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他认为章、邹二人的主张真是有道理，一定非革命不可！他十七岁的夏天就把辫子剪了，表示反对满清的决心。父亲在年轻时候有过这样一段亲身感受的经历，所以他对于“三纲”这种封建礼教的教条是切齿痛恨的。他说：‘三纲’像三条麻缉，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父亲确有这样决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他把我们送进学校，教我们认真学好外语和科学知识，小学读的是白话文，用注音字母来注字音，并且要我们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所以我们过的完全是学校的生活。五四以后，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期刊有：《小朋友))、《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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