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接着是老三房分家。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何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1902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1TT2~。·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了一张六时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父亲的三年之病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贴，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清之故。……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圮塘)来给父亲会诊。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父亲还是天天起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着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母亲决心请他的六叔(渭卿)来治。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母亲坐了船去，……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茶点早已摆齐，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起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父亲等一看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一一其实他们心里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