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通知，我就开始想该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讲讲。可是我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我马上就到9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从时间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触要比他有的女儿还要长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经和潘先生有接触了。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时间是1930年之前，早于我来北京上学的时间。后来，在清华大学，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邻合。到了民族学院，住得更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这一段历史很长，我要是放开讲，可以讲上半天。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一点，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已”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这是不难做到的。一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我认为是好的。怎么个好法，很难说清楚。如果潘先生还在世的话，我又该去问他了。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把他当成活字典。我碰到不懂的问题，不去查字典，而是去问他。假定他今天还在，我会问，这个“己”字典出在哪儿?在儒家学说里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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