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成了“美化美帝国主义”了。当时我也已去过美国，也有同样的体验，虽然没有做报告，难保没有对人说起过同样的观感。这样的罪名实在有点吃不消。
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一方面是心有余悸，一方面是解放不够。后来想，“自由化”本来是正常的，中国在没有“民主化”以前，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一个“自由化”的阶段。自由化与其说是对温老的一种贬责，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褒奖。
乔木同志是我们共同的老上级，从4O年代起就是在毛主席手下的理论权威，他对温老的器重与爱护，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温老也称之为恩师，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乔木同志本来就有的思想上的保守与偏狭不断发展，常常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然而温老的思想却始终保持开放、进步，从来没有退转过，以至于他在纪念乔木同志的文章中说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样的话，真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可以永远为后人师法的。
90年代开始，我们都退休了。我也有几次去看过他。他总是坐在书桌前工作。八十上下的人了还如此勤奋，真叫我佩服。他不断写文章，我每去看他，他常有新书相赠，不是他写的，就是他编的。与他相比，我虽然也有时弄弄笔头，但是到今天还不够出一本书的，勤惰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991年秋天，苏联瓦解以后，院部有一天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传达中央关于苏联剧变的形势通报。传达完了以后，他照例艰难地随我走到就在会议室对面的我的办公室。然后坐下来问我：“你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你给我说说苏联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垮了呢?”我说：“苏联从头就搞极权专制，拖了74年，已经够长了。：’他又问：“如果戈尔巴乔夫聪明一点，是不是还可以挽回?”我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没救。”他停了一会，说：“老李，我可是六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啊!”这时，他一滴早在眼睛里涌动的眼泪终于顺着眼角滚了下来。
我太残酷了1
1997年5月我因为中风住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以后，温老也因为有病而住了进来，我们相距也不过就是六七个房间。我是每天上下午就必须绕楼步行，作体能锻炼，每经过他的病房时，都要进去坐一坐，说几句话。因此，这段时期是我们相识半个世纪之后第二次交流最多的时期。前后近两个月，谈过许多心里话。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话，我们不说谁说?还是要说啊!”
温老这句话，大概是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了。他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虽然他要说的话也还没有说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随他的榜样的，虽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会看重我们的话。但是它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点真精神。沧桑变易，这点真精神总是不会磨灭的。
据家楣同志说：温老在去世前一天，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结论，说自己“是一个好党员”。温老可能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已经十分驳杂混乱了，哪怕是“好党员”也罢。我倒宁愿说：温济泽同志是一个有七十年党龄的“老派共产党员”。虽然这样的党员已经凋零殆尽，然而他们那经过历史考验的形象是长留天地间而不会变易的。
l99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