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意见。在“反右斗争”的风暴中，他被卷进去了。他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的：笔记，带着痛苦的心情严肃地检查自己的问题。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他思想不通，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常反感。[ZW(]当时姚文元已成为上海那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对傅雷同志提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意见。于是他向领导断然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不再出席会议了。这就把事情弄成了一锅夹生饭。这是1957年夏季的事。到了1958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秋瑾传》电影剧本，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召回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重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一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强作旷达，说处在这样的大时代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我在僻静的净寺一带蹀躞了大半天，想来想去，想不透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大转折。因为从那位同志的谈话中，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很明确，他们不认为傅雷是右派，所以决心要把他保护过关。傅雷嫉恶如仇，热爱光明，热爱祖国，解放后是跟着党走的，熟悉他的人都看得见。我坚信他迟早会被了解。我当晚在灯下写了简短的复信，把我的信心告诉了他。
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此时却沉吟半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上了一些麻烦，不好多问。这很像是个谜，现在这个谜底揭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觉醒来，突然成为“四人帮”“文革”基地的。张春桥的鹅毛扇子，早就在上海摇动。据粉碎“四人帮”以后揭露出来的材料，张春桥的反革命历史，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他受着上峰的保护，稳如泰山。“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的确不过是涨春桥的“牛刀小试”而已。那时上海文艺界出现许多奇怪现象，现在看来，决不是偶然的。
傅雷又回到了书斋，杜门谢客，但还是勤勤恳恳，一心一意译他的巴尔扎克。惟一的消遣是在小园子里种花。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按照规定，“右派”应该剥夺写作和出书的权利。他的回答是“不”。一一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他的译本。出版社顺从了他。
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前有关部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他，并希望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他的回答还是“不”，宁可戴着右派帽子也罢。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劝告，实事求是地表了态。
傅雷回到他自己的天地以后，不再在社会上露面了。一度的活跃，成了他一生中特殊的片段。他工作得加倍的勤奋。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重新修改了《高老头》。这一张书单就证明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一点燃，林彪、“四人帮”就在这耀眼的光影掩护下开始阴谋活动。l966年9月3日黄昏，我被投进了监狱。当我被送进一间屋子以后，就听见背后关门上锁的刺耳的铁器撞击声，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一个人只要听过这种声音，终生就再也不会忘记。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已经在日本宪兵队里听过两次。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本来还要在国民党特务的监狱里再听一次，幸而我事先避开，逃掉了。一现在我才知道并没有逃掉，“四人帮”终于给我补了课。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在狱中读报，有一条消息说：上海江苏路地段“运动搞得很出色”。这种特定的语言表示，那里韵过火行为特别突出。而傅雷正住在那个地区。我忧心忡忡，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性格，怎么应付得了这种出乎常情的局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担心是白费了，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在人世。凑巧得很，他的去世就在九月三日，我开始坐牢那一天。我那时虽然被这突然袭击弄得晕头转向，但平生不作亏心事，上床后照常进入了睡乡。那一年的秋天似乎特别来得早，监狱又在郊区，到半夜里，我感到一阵凛冽，一时冷醒了。傅雷夫妇双双含冤辞世，正是这个时刻。
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归根到底，历史是要前进的。像傅雷这样踏踏实实、刻苦耐劳、卓有成就的文艺家，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财富。今天也是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候。傅雷没有等到这一天，为公为私，都是莫大的遗憾。
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主桀骜不驯了。但我想，为了社会的清明和进步，党宁取光明磊落的鲁男子，也不该要看风使舵的聪明汉，半阴半阳的两面人。
永别了，傅雷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愿你们夫妇在地下安息1
1978年9月